認真地閱讀喬治·愛略特的作品，就會意識到我們對於她了解得多麼少，也就會逐漸意識到那種輕信的態度（一個有洞察力的人對這種態度不會十分讚賞），人們懷著這種態度，一半自覺、一半蓄意地接受了一位受了迷惑的婦女對於維多利亞後期的描述，這位婦女對於那些比她本人更困惑的讀者們具有一種虛幻的控制能力。很難斷言，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用了什麼方法，才解除了她那使人迷惑的符咒。有些人把這歸功於她的傳記的出版。或許是喬治·梅瑞狄斯以及他所提出的「活潑矮小的馬戲演出主持人」和講壇上「誤入歧途的女人」這種說法，磨尖了成百上千個箭頭，並且給它們塗上了毒藥，那些射手們雖然瞄不準目標，卻很高興把箭射出去。她成了年輕人所嘲笑的對象之一，成了一群嚴肅人物的一個方便的象徵，這些人物犯了相同的偶像崇拜的錯誤，可以用相同的嘲笑來把他們打發掉。阿克頓爵士 曾經說過，她比但丁還要偉大；當赫伯特·斯賓塞 禁止倫敦圖書館出借任何小說之時，他豁免了她的作品，似乎它們並非小說。她是女性的驕傲和楷模。此外，她的私人生活記錄並不比她的公開活動更有吸引力。如果要求某人去描述那個小修道院 里某個下午的情景，那位故事敘述者必然會暗示：對於這些嚴肅的星期日下午的回憶，激起了他的幽默感。坐在矮腳椅子里的這位莊重嚴肅的女士，曾使他萬分惶恐；他極其渴望自己能夠發表一點明智的見解。當然，那種談話是非常嚴肅的，正如那位偉大的小說家用秀麗而清晰的筆跡所寫的一條備忘錄所證明的那樣。這條記錄註明是星期一早晨寫的，她責備自己在講話時沒有適當地預先考慮到馬麗伏 ，當時她的意思是指另一位作家；但是毫無疑問，她說，她的聽眾們已經作出了糾正。儘管如此，回想起在星期日的下午和喬治·愛略特談論馬麗伏，這可不是一種帶有浪漫色彩的回憶。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回憶已經消失了。它並未變得生動如畫。
的確，人們難免要相信：那個長長的、憂鬱的臉龐，帶著嚴肅而慍怒的表情和幾乎像馬一般的力量，在那些想起喬治·愛略特的人們心頭留下了壓抑沮喪的印象，結果他們總是覺得這張陰鬱的臉在透過她的書頁瞅著他們。戈斯先生 最近描述了當他看到愛略特乘坐一輛雙座四輪馬車馳過倫敦街頭的情景：
一位肥胖矮壯的女巫 ，神情恍惚地正襟危坐，她的厚實的容貌從側面望去多少有點兒悲哀，她頭上戴著一頂不相稱的帽子，總是合乎巴黎最流行的款式，在那個年月，這種帽子上通常插著一支巨大的鴕鳥羽毛。
里奇夫人 用同等的技巧留下了一幅更加入木三分的室內肖像：
她穿著美麗的黑色緞子長袍坐在火爐旁邊，她身旁的桌子上放著一盞有綠色燈罩的檯燈，我看到在桌上有德文書籍、小冊子和象牙色的裁紙刀。她儀態安詳、雍容華貴，有一雙目光堅定的小眼睛和甜蜜的聲音。當我望著她時，我覺得她是一位朋友，我在她身上感覺到的並不完全是一種個人的友情，而是一種善良而仁慈的衝動。
她的言論的片斷被保存下來了。她說：「我們應該尊重我們的影響。通過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知道別人對我們的生活影響有多大，我們必須牢記，我們反過來對於別人必定也會有同樣的影響。」我們把這些教導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牢牢地記在心中，你可以想像，在三十年後回顧當時的情景，複述她的那幾句話，你會突然間忍俊不禁，生平第一遭捧腹大笑。
在所有這些記錄之中，人們感覺到，那位記錄者即使當時正在現場，也是保持了一段距離並且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的，而在此後的歲月中，當他閱讀這些小說之時，永遠不會有一種生動活潑的、令人困惑的或美麗動人的個性的閃光使他眼花繚亂。在揭示了這麼多個性特徵的小說之中，缺乏魅力是一個巨大的缺陷；而她的批評家們，他們當然大多數是男性，曾經或許是有意無意地對她表示不滿，說她缺乏那種眾所公認在婦女身上極其吸引人的品質。喬治·愛略特並不嫵媚動人；她沒有強烈的女性氣質；她缺乏那種怪僻和不同尋常的脾氣，它們賦予許多藝術家以孩子般惹人喜愛的單純。人們感到，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就像對於里奇夫人一樣，她所體現的「並不是一種個人的友情，而是一種善良和仁慈的衝動」。但是，如果我們更加仔細地考察這些畫面，我們將會發現，它們全都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著名婦女的肖像，她穿著黑色的緞子長袍，坐著四輪雙座敞篷馬車，她是一位經歷過奮鬥拼搏的女人，而從這種經歷中，她產生了一種希望能夠對別人有所幫助的深刻的願望，但是，除了在她少年時代就熟悉她的那個小圈子中的人們之外，她並不希望和別人建立密切的關係。對於她的青春歲月，我們所知甚微；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她的文化、哲學、聲譽和影響，全都建立在一個十分卑微的基礎之上——她是一位木匠的孫女。
她的生活記錄的第一卷，是異常令人沮喪的。在這卷記錄中，我們看到她呻吟著、奮鬥著，從褊狹的鄉村社會難以忍受的厭倦之中掙扎出來（她父親的社會地位上升了，比較接近於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的生活不如田園生活富於詩情畫意），成為一個有高度才智的倫敦報刊的助理編輯，成為赫伯特·斯賓塞的受人尊敬的同事。當她把這些早期的生活階段在悲傷的獨白之中披露出來，它們是令人痛苦的，克洛斯先生指責她借這些獨白來訴說她本人的經歷。她在少年時期就很突出，是一位「肯定很快就能學會關於服裝俱樂部的某種技能」的姑娘；後來她製作了一張基督教會的歷史圖表，藉此集資修復一座教堂；接下去她喪失了宗教信仰，使她的父親十分惱火，以至於拒絕和她一起生活。接踵而至的就是她翻譯斯特勞斯《耶穌傳》 的那場鬥爭。這本書本身是沉悶而「使人心靈麻木」的，何況她必須承擔料理家務和護理臨死的父親這些通常屬於女性的職責，她十分依戀手足之情，卻沮喪地相信，由於她成了一位女學者，她正在喪失她的兄弟對她的尊敬，這一切都幾乎不能稍為減輕那種沉悶的感覺。她說：「我經常像一隻貓頭鷹一般走來走去，使我的兄弟感到極端地厭惡。」有一位朋友看到她面對著基督復活的塑像，煞費苦心地翻譯斯特勞斯的《耶穌傳》，他寫道：「可憐的人兒！看到她面色蒼白憔悴，頭痛欲裂，還要為她的父親擔憂，有時候我真是可憐她。」然而，雖然當我們閱讀她的故事之時不得不帶有一種強烈的願望，但願她的人生歷程的各個階段即使不是更加平穩至少也要更為美麗，但是，在她向文化的堡壘進軍之時，帶有一種頑強的決心，它使這部作品超越於我們的憐憫之上。她的進展是非常緩慢、非常艱難的，然而，在它的後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高尚的雄心壯志，作為不可抗拒的動力在推動著她。每一個障礙最後都從她的道路上掃除了。她了解每一個人。她閱讀一切作品。她驚人的理智的活力獲得了最後勝利。青春已經消逝，但她的青春是飽經憂患的。於是，在三十五歲那年，正當她精力最為充沛、意志極端自由之時，她作出了決定，這個決定對她說來意義如此深遠，甚至對於我們說來仍然至關緊要：她決定到德國魏瑪去，與喬治·亨利·路易士 結伴同行。
她和路易士結合之後不久隨即創作出來的那些作品，最充分地證實了與個人的幸福同時來到她身邊的極大的自由。它們本身就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享受。然而，在她的文學生活的起點，人們可以在她的某些生活境遇中發現種種影響，這些影響使她的思緒從她本身和當前的情景中遊離開去，轉向往昔的歲月和鄉下的村莊，轉向安靜、美麗、單純的童年回憶。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牧師生涯片斷》而不是《米德爾馬奇》。她和路易士的結合使她被愛情的氣氛所包圍，但是，由於社會環境和傳統習俗，他們的結合又使她離群索居。她在一八五七年寫道：「我希望人們諒解，我決不會邀請別人來拜訪我，要是他本人沒有要求我作出這種邀請的話。」後來她又說，她「被這個世界所排斥了」，但她並不後悔。起初是由於她的境遇，後來則不可避免地由於她的名聲，她變得如此令人矚目，她喪失了在默默無聞時同等的條件下活動的能力，這個損失對於一位小說家來說，是很嚴重的。儘管如此，當我們沐浴在《牧師生涯片斷》的明亮的陽光之中，感覺到那個博大的、成熟的心靈帶著一种放縱的自由感在她那「遙遠的過去」世界中展示出來，要談論她的損失，似乎是不恰當的。對於這樣一個心靈來說，一切都是收穫。所有的經歷，通過一層又一層知覺和反省的過濾，豐富了、滋養了這個心靈。在描述她對於小說的態度之時，根據我們對於她的生活的點滴了解，我們最多只能說，她對於某些教訓（即使她獲得了這些教訓，卻不是很早就獲得的）耿耿於懷，這些教訓之中，在她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許就是那種逆來順受的憂鬱品質；她把她的同情心寄予平凡的人物，並且十分樂於詳細敘述家常的、普通的歡樂和憂愁。她沒有羅曼蒂克的激烈態度，這種態度與個人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