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 誕生至今已有一百年之久，現在她已成為那麼多傳奇、愛戴和文學的中心，然而，在這一百年中，她只不過活了三十九年。要是她能活到普通人的壽命，那麼關於她的那些傳奇將會大不相同，此事想來真是不可思議。她或許會像她同時代的某些名人那樣，成為人們在倫敦或別處經常遇見的人物，成為無數畫面和軼事的主題，成為許多小說（也可能是回憶錄）的作者，當她離去之時，我們沉浸在對於她中年時期顯赫聲譽的回憶之中。她或許會生活富裕，一帆風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我們想起她時，我們不能不想起在我們現代世界中時運不濟的某一個人；我們不得不回顧前一世紀五十年代，想起荒野的約克郡沼澤地帶一所遙遠的教區牧師住宅。在那教區牧師的住宅里，在那荒野的沼澤地帶，她不幸而又孤獨，永遠處於貧困和精神奮發的狀態之中。
這些情況既然影響了她的性格，很可能在她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它們的痕迹。我們設想，一位小說家必定會使用許多很不經久耐用的材料，來建立他的小說結構，這些材料起初給它以現實感，最後卻使它被沒用的廢料所拖累。當我們又一次翻開《簡·愛》，我們無法壓抑那種懷疑：我們將會發現，她想像中的世界和那荒野的教區牧師住宅一樣，是古老的、維多利亞中期的、不合時尚的，那種地方只有好奇者才會涉足，只有虔誠者才會保存。我們懷著這樣的心情翻開了《簡·愛》，僅僅讀了兩頁，所有的疑慮就從我們的頭腦里一掃而光。
「猩紅色簾幕的褶皺阻擋了我右邊的視野；左邊是明亮的玻璃窗，它雖然保護著我，卻不能把我和十一月的那個陰暗的日子隔離開來。當我一頁頁地翻閱我的書本，我不時停下來思索那個冬日下午的情景。在遠方是一片白茫茫的雲霧；在近處是濕漉漉的草地和風吹雨淋的灌木，下不完的雨水在一陣長長的狂風哀號聲前面瘋狂地掠過。」
再沒有什麼比那荒野的沼澤本身更不經久，再沒有什麼比那陣「長長的狂風哀號聲」更趕時髦。也再沒有什麼比這種興奮狀態更加短命。它促使我們匆匆忙忙浮光掠影地讀完整部作品，不給我們時間去思考捉摸，也不讓我們的目光離開書頁。我們是如此地專心致志，如果有人在房間里走動，他的行動似乎不是發生在房間裡面，而是在遙遠的約克郡。作者攥住我們的手，強迫我們沿著她的道路前進，迫使我們去看她所看到的東西，她可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們，或者讓我們把她給忘了。最後我們終於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義憤之中。不同尋常的臉龐、輪廓紮實的人物、性情乖僻的容貌在我們面前一閃而過；然而，那是通過她的眼睛，我們才看到了他們。她一旦離去，我們就休想再找到他們。想起了羅切斯特，我們就不得不想起簡·愛。想起了荒野沼澤，簡·愛又浮現在我們眼前。想起那個會客室 ，甚至那些「似乎印上了色彩鮮艷的花環的白色地毯」，那個「灰白色的巴黎式樣的壁爐台」，它上面鑲嵌著的波希米亞玻璃花飾發出「紅寶石顏色」的光彩，還有那房間里「雪與火交相輝映的混合色彩」——要是沒有簡·愛的話，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麼？
作為一個人物而言，簡·愛的缺陷並不難找。她總是當家庭女教師，又總是要墜入情網，在一個畢竟大多數人既非教師又非情人的世界裡，這可是一種嚴重的局限性。和簡·愛這個人物的這些局限性相比較，一部簡·奧斯丁或托爾斯泰作品中的人物，就會呈現出許許多多不同的方面。他們活著，而且通過他們對於真實地把他們反映出來的許多不同人物的影響，使他們本身又複雜化了。不論他們的創造者是否守護著他們，他們到處走動，而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對我們說來，既然他們已經創造了它，這就似乎是一個我們自己可以去拜訪的獨立的世界。托馬斯·哈代在其個性的能力和視野的狹窄方面，和夏洛蒂·勃朗特更為相近。然而，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差異是巨大的。當我們閱讀《無名的裘德》之時，我們並不匆匆忙忙把它看完，我們沉思默想，我們離開了正文，隨著枝蔓的思想線索飄流開去，在人物的周圍建立起一種詰問和建議的氣氛，對於這一點，他們自己往往是意識不到的。既然他們是簡單淳樸的農民，我們就不得不讓他們去面對著命運和那具有最大內涵的疑問，結果在一部哈代的小說中，最最重要的人物，似乎往往就是那些沒名沒姓的人。這種獨特的能力，這種思索推理的好奇心，夏洛蒂·勃朗特是絲毫也不沾邊的。她並不企圖解決人生的問題；她甚至還意識不到這種問題的存在；她所有的一切力量，由於受到壓抑而變得更加強烈，全部傾注到這個斷然的聲明之中：「我愛」，「我恨」，「我痛苦」。
那些自我中心、自我限制的作家們，自有一種力量去摒棄那種更加廣泛、寬容的觀念。他們的印象，在狹隘的牆壁之間被緊緊地束縛住了，並且被打上了深深的印記。從他們頭腦中產生的東西，無不打上他們的印記。他們向其他作家所學甚微，而被他們所採納的成分，他們又不能消化吸收。看來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似乎都在一種拘謹而有教養的報刊文字的基礎之上建立了他們的風格。他們的散文的主要成分是笨拙而難以駕馭的。然而，通過艱苦的勞動和最頑強的整體性，他們把每一種思想加以推敲斟酌，直到它征服了文字，使之與它本身化為一體，他們為自己鑄造出一種完全合乎他們思想模式的散文，而且它有一種獨特的美感、力量和敏捷。夏洛蒂·勃朗特至少沒有從廣泛的閱讀中得到什麼好處。她從來也沒有學會職業作家的行文流暢，或者獲得任意堆砌和支配文字的能力。她寫道：「我永遠也不能從容自如地與強有力的、考慮周全的、溫文爾雅的頭腦交往，不論對手是男是女。」這似乎很可能出自在外省雜誌上投稿的頭面作家的手筆；但她集中了火力，增加了速度，接下去用她自己權威性的聲音說道：「直到我已越過了傳統的保留態度的外圍工事，跨過了自信心的門檻，在他們內心的爐火旁邊贏得一席之地。」就在那兒，她坐了下來；正是那內心之火的紅色的、閃爍的光芒，照亮了她的書頁。換言之，我們閱讀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並非由於她對人物細緻入微的觀察——她的人物是生氣勃勃、簡單粗糙的；並非由於她書中的喜劇色彩——她的書是嚴厲、粗獷的；亦非由於她對人生的哲學見解——她的見解不過是一位鄉村牧師女兒的見解；我們閱讀她的作品，是為了它的詩意。或許所有那些具有與她同樣不可抗拒的個性的作家都是如此，結果他們就像我們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那樣，他們只要把門打開，使別人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他們就贏得了人們的好感。在他們的心中，有某種桀驁不馴的、兇猛可怕的力量，永遠在和那已被人們所接受的事物的秩序作鬥爭；這使他們渴望馬上有所創造，而不是耐心地袖手旁觀。正是這種渴望創作的熱情，抗拒了一部分黑暗的陰影和其他次要的障礙，避開了普通人的日常行為而迂迴曲折地前進，並且使它自己與他們更加難以表達的種種激情結成了同盟。這使他們成為詩人，或者，要是他們情願用散文來寫作的話，使他們不能容忍它的限制約束。正是為了這個原因，艾米莉 和夏洛蒂姊妹倆總是求助於大自然。她們倆都感覺到，需要有某種更強有力的象徵，它比語言或行動更能表達人類天性中巨大的、潛伏的種種激情。夏洛蒂最優秀的小說《維列蒂》，正是以對於一場暴風雨的描寫來結尾的。「夜幕低垂，天空昏暗——一艘破船從西方駛來，雲彩變幻成種種奇異的形態。」她就是這樣藉助於大自然，描述了一種非此不足以表達的心境。然而，對於大自然，她們姊妹倆都不如桃樂賽·華茲華斯 觀察得那麼精確，也不如丁尼生 描繪得那麼細膩。她們抓住了大地上和她們自己的感情或她們賦予書中人物的感情最為接近的那些方面，因此，她們筆下的風雨、沼澤和夏季可愛的天空，並非用來點綴一頁枯燥文字或表現作者觀察能力的裝飾品——它們使那種情緒繼續發展，顯示了作品的意義。
一部作品的意義，往往不在於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說了什麼話，而是在於本身各不相同的事物與作者之間的某種聯繫，因此，這意義就必然難以掌握。對於像勃朗特姊妹那樣的作家，則情況尤其是如此。這是帶有詩人氣質的作家，她要表達的意義和她所使用的文字不可分離，而那意義本身，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觀察，還不如說是一種情緒。《呼嘯山莊》是一部比《簡·愛》更難理解的作品，因為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偉大的詩人。當夏洛蒂寫作之時，她以雄辯、華麗而熱情的語言來傾訴：「我愛」，「我恨」，「我痛苦」。她的經驗雖然更為強烈，卻和我們本身的經驗處於同一個水平上。然而，在《呼嘯山莊》中，卻沒有這個「我」。沒有家庭女教師。也沒有僱用教師的主人。有愛，然而卻不是男女之愛。艾米莉是被某種更為廣泛的思想觀念所激動。那促使她去創作的動力，並非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或傷害。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個四分五裂、混亂不堪的世界，於是她覺得她的內心有一股力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