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代小說作任何考察，即使是最隨便、最粗略地瀏覽一番，我們也難免會想當然地認為：這門藝術的現代實踐，是在過去的基礎之上的某種改進。可以這樣說，使用簡單的工具和原始的材料，菲爾丁 成績斐然，簡·奧斯丁更勝一籌，但是，把他們的各種機會和我們的相比，不啻有天淵之別！他們的傑作，確實有一種奇特的簡樸風格。把文學創作和某種過程——例如汽車製造過程——相比擬，乍看似乎還像，仔細端詳就不恰當了。在以往幾個世紀中，雖然在機器製造方面我們已經學會了不少東西，在文學創作方面我們是否有所長進，可還是個疑問。我們並未比前人寫得更為高明。只能這樣說：我們不斷地偶爾在這方面、偶爾在那方面稍有進展；但是，如果站在足夠的高度來觀察一下整個進展過程的軌跡，它就帶有一種循環往複的趨勢。無庸贅述，我們沒有權利認為自己（即使是暫時性地）處於那種優越的地位。站在平地上，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塵霧彌天、雙目難睜，我們懷著艷羨的心情，回顧那些比我們更幸福的戰士，他們的仗已經打贏，他們的戰果如此輝煌，使我們不禁竊竊私議：他們的戰鬥或許不如我們的激烈吧。這可要由文學史家來裁決，由他來說我們究竟是處於一個偉大的散文小說時代的開端，中間，還是末尾；因為，我們置身於山下平原，視野必然不廣。我們只知道：某種讚賞或敵對的態度，會激勵我們；某些道路通向肥沃的原野，其他道路則通向不毛的荒原和沙漠；而對此稍加探討，似乎還值得一試。
我們並非與古典作家們爭論。如果說我們是和威爾斯先生、貝內特先生、高爾斯華綏先生 爭論，其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們人還在世，因此他們的作品就有一種仍舊鮮活、呼吸猶存、經常呈現的缺陷，使我們敢於放肆地任意對待它們。確實如此，我們對於這三位作家的許多貢獻表示感謝；而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哈代先生和康拉德先生，卻是無比感激，對於《紫色的土地》、《綠色的大廈》和《遙遠的地方與往昔的歲月》的作者赫德森先生 ，我們也是如此，不過程度要淺得多。威爾斯先生、貝內特先生和高爾斯華綏先生曾經激起過不少希望，又不斷地令人失望。因此，我們主要是感謝他們向我們揭示了他們原來可能做到而沒有做到的事情，並且感謝他們指明了我們肯定不能做、然而也許同樣肯定不想做的事情。一言半語，概括不了我們對他們作品的指責和不滿；這些作品卷帙浩繁、品質不一、精粗雜陳，既令人欽佩，又叫人失望。如果我們想用一個詞兒來說明我們的意思，我們就會說，這三位作家是物質主義者。他們之所以令我們失望，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軀體而不是心靈，並且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感覺：英國小說最好還是（儘可能有禮地）背離他們，大步走開，即使走到沙漠里去也不妨，而且離開得越快，就越有利於拯救英國小說的靈魂。單用一個詞兒，自然不可能一語中的、一箭三雕。就威爾斯先生而論，物質主義這個詞兒顯然偏離目標甚遠。然而即使如此，這個評語也令人想起攙混在他的天才中的致命雜質，想起和他的純凈的靈感混合在一起的那一大塊泥巴。在那三人中，也許正因為貝內特先生是技藝超群的能工巧匠，他也就成了最糟糕的罪魁禍首。他寫起書來鬼斧神工、結構緊湊，即使是最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們，也感到無懈可擊、無隙可乘。甚至在窗扉之間都密不透風，在板壁上面也縫隙全無。然而——如果生命卻拒絕在這樣的屋子裡逗留，那可又怎麼辦？寫出了《老婦譚》 ，創造了喬治·肯南和埃德溫·克萊漢厄 以及其他許多人物的那位作家，可以聲稱他已經克服了這種危險。他的人物過著豐衣足食的、甚至令人難以想像的生活。但是，還得要問一問：他們究竟是怎樣生活的？他們又為什麼要生活？我們好像覺得，他們甚至會拋棄了在五鎮 精心建造的別墅，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火車的頭等軟席車廂里，手按各種電鈴和按鈕，風塵僕僕地漫遊四方；而他們豪華旅行的目的地，也變得越來越明確，那就是在布賴頓 最好的旅館裡大享其清福。可不能這樣來評論威爾斯先生，說他之所以被稱為物質主義者，是因為他太喜歡把他的故事編寫得紮實緊湊。他太富於同情心了，不允許自己花太多時間把各種東西搞得整整齊齊、扎紮實實。他是一位純粹出於菩薩心腸的物質主義者，把應該由政府官員來做的工作承擔了起來，過多的理想和事實佔據了他的心房，使他無暇顧及或者往往忽視他的人物是多麼生硬粗糙。如果說威爾斯的塵世和天堂，不論現在和今後，都只是他的瓊和彼得 的居住之處，難道還有比這句話更加厲害的批評嗎？無論他們的創造者慷慨地賦予他們什麼制度和理想，他們低劣的本性，不是總會使之黯然失色嗎？雖然我們深深地敬仰高爾斯華綏先生的正直和仁慈，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也還是找不到我們所尋求的東西。
如果我們把一張物質主義的標籤貼到所有這些書本上去，我們的意思是說，他們寫了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他們浪費了無比的技巧和無窮的精力，去使瑣屑的、暫時的東西變成貌似真實的、持久的東西。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有點兒吹毛求疵。更有甚者，我們還發現，要說明我們所苛求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以便使我們的不滿情緒顯得公平合理，是相當困難的。在不同的時候，我們的疑問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但是，當我們隨手丟下一部剛看完的小說，這個疑問又極其固執地重新湧上心頭，我們長嘆一聲——這究竟是否值得？其目的意義究竟何在？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由於人類的心靈好像常常會有的那種小小的失誤，當貝內特先生拿著他無比精良的器械走過來捕捉生活之時，他的方向也就偏離了一二英寸？結果，生活溜走了；而也許沒有了生活，其他都不值一談。不得不藉助於這樣一個比喻，無異於坦率地承認，我的見解有點含糊曖昧；但是，如果我們不提生活而像批評家們習以為常地那樣來談論現實，我們也不見得使情況更好一些。既然承認所有的小說評論都有點含糊曖昧，我們不妨冒昧地提出這種觀點：對我們來說，當前最時髦的小說 現代派作品。">形式，往往使我們錯過、而不是得到我們所尋求的東西。不論我們把這個最基本的東西稱為生活還是心靈，真實還是現實，它已飄然而去，或者遠走高飛，不肯再被我們所提供的如此不合身的外衣所束縛。儘管如此，我們仍舊堅持不懈地、自覺地按照一張設計圖紙，來依樣畫葫蘆地構造我們三十二章的長篇巨著，而這張圖紙卻和我們心目中所想像的東西越來越不相像。為了證明作品故事情節確實逼真所花的大量勞動，不僅是浪費了精力，而且是把精力用錯了地方，以至於遮蔽了思想的光芒。作者似乎不是出於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種奴役他的、強大而專橫的暴君 的強制之下，給我們提供情節，提供喜劇、悲劇、愛情和樂趣，並且用一種可能性的氣氛給所有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無懈可擊，如果他筆下的人物都活了轉來，他們會發現自己的穿著打扮直到每一粒鈕扣，都合乎當時流行的款式。專橫的暴君的旨意得到了貫徹，小說被炮製得恰到好處。然而，由於每一頁都充斥著這種依法炮製的東西，有時候——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情況越來越經常地發生——我們忽然感到片刻的懷疑，一陣反抗情緒油然而生。生活難道是這樣的嗎？小說非得如此不可嗎？
往深處看，生活好像遠非「如此」。把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內心活動考察一下吧。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個印象——瑣屑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它們來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計其數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當這些原子墜落下來，構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側重點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間不在於此而在於彼。因此，如果作家是個自由人而不是奴隸，如果他能隨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規，如果他能夠以個人的感受而不是以因襲的傳統作為他工作的依據，那麼，就不會有約定俗成的那種情節、喜劇、悲劇、愛情的歡樂或災難，而且也許不會有一粒鈕扣是用龐德街 的裁縫所慣用的那種方式釘上去的。生活並不是一副副勻稱地裝配好的眼鏡 ；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環，生活是與我們的意識相始終的、包圍著我們的一個半透明的封套。把這種變化多端、不可名狀、難以界說的內在精神——不論它可能顯得多麼反常和複雜——用文字表達出來，並且儘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的雜質，這難道不是小說家的任務嗎？我們並非僅僅在籲求勇氣和真誠；我們是在提醒大家：真正恰當的小說題材，和習慣賦予我們的那種信念，是有所不同的。
無論如何，我們是企圖用諸如此類的方式，來說明幾位青年作家的品質，這種品質使他們的作品和他們前輩的著作迥然相異，而詹姆斯·喬伊斯先生 ，是這批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們力求更加接近生活，更真誠地、更確切地把引起他們興趣的、感動他們的東西保存下來。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甚至不惜拋棄一般小說家所遵循的大部分常規。讓我們按照那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