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晚會是在1777年或1778年舉辦的，具體月日不詳。那個夜晚天氣寒冷。我們的消息大都來自范妮·伯尼，她當時25歲或26歲——這取決於我們把晚會日期到底定在哪一年。不過，想要充分地欣賞晚會，就還得退回幾個年頭，想方設法去結識一下晚會上的諸位賓客。
范妮自幼喜好寫作。她的繼母家在金斯林鎮，住宅花園的盡頭有一所小屋，她常常待在那裡寫上一下午，直到沿河上行和下行的水手們的叫罵聲把她趕回大宅里。不過，只有在下午躲到僻靜的角落裡，她那半被壓抑的惴惴不安的寫作熱情才能恣意發揮。女孩子寫東西被認為有點荒唐可笑；而成年女人寫作就是很不相宜的事了。而且，誰也不知道，如果一個姑娘家寫開了日記，她會不會說一些不檢點的話呢——多莉·揚小姐這樣警告過她。多莉·揚小姐雖說丑得要命，在金斯林鎮一帶可是被公認為品格最高的女子。范妮的繼母也不贊成舞文弄墨。但是，這其中的樂趣是那麼刻骨銘心——
「當我記錄下自己每時每刻的念頭，記錄下我與人初次見面產生的看法，我的快樂無可言傳」——因此她不能不寫。零星紙頭從她的口袋裡掉出來，被她父親撿了去並閱讀了，這讓她窘困萬分。有一次，她被迫在後花園裡把所有的文字付之一炬。最後，似乎是達成了某種妥協。早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用於縫紉之類的正經事；她只有在下午可以在那間臨河的瞭望房裡塗塗寫寫——什麼信件啦，日記啦，故事啦，詩歌啦，直到水手們的詛咒粗話把她攆回家……
或許，這也有點兒怪。因為，說到底，18世紀是個動不動詛咒發誓的年代。范妮早年的日記里滿是這類話：什麼「上帝救我」「天打雷劈」「讓我五臟俱碎」，還有很多「該死的」「魔鬼般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詞語日復一日、時時刻刻從她親愛的父親和備受尊敬的克里斯普老爹 嘴裡吐出來。或許范妮對語言的態度壓根就有點不正常。她非常容易被語言的力量觸動，卻不像簡·奧斯汀那麼靈敏或銳利。她崇拜滔滔不絕，崇拜熱情奔放、連篇累牘傾倒在印刷紙頁上的語言的聲音。她讀了《拉塞拉斯》 ，稚嫩的筆端立刻生成了約翰遜博士那種冗長膨大的句子。她小小年紀就不惜大費周折地避免湯姆金斯這類俗名。這樣，不管她在花園盡頭的小屋裡聽到了什麼，她對它們的反響肯定比大多數別的女孩子強烈，而且，很顯然，她既有對聲音敏感的耳朵，更有對意義敏感的心靈。她天生有點過於循規蹈矩。就像她想方設法不提湯姆金斯的名字，她同樣也努力規避日常生活的粗俗、嚴酷和平庸。在她筆下，噴涌的詞語常常磨平文句的稜角，而可人的情感每每讓思想的線索柔順。這一重要弱點使她異常生動活潑的早年日記有所減色。這樣，當范妮聽到水手們罵人，就打道回府了，雖然她的隔山姐姐瑪麗亞·艾倫可能會留在那裡並向河水送個飛吻——至少瑪麗亞後來的經歷使我們有理由斗膽做如是猜想。
范妮回到主宅內，但不是去獨自冥思。不論是在林鎮 還是在倫敦——說來她們家一年大多數時間是在倫敦的波蘭街度過的，她家的宅子里都熱熱鬧鬧。豎琴在彈奏，歌聲在飄蕩，甚至書房裡伯尼博士在一大堆筆記本的包圍下埋頭瘋狂寫字的沙沙聲也似乎歷歷可聞——如此專註的書寫似乎使那聲音籠罩了整棟房子。此外，當伯尼家的孩子結束了各自的營生回來，重又聚在一起，就會迸發七嘴八舌的閑談和朗朗的大笑。沒有人比范妮更喜歡家庭生活。因為在家人中，她的靦腆只不過給她帶來一個「老夫人」的綽號；她可以對一幫熟悉的聽眾說俏皮話，她用不著為自己的衣服操心；而且，也許多少因為他們小小年紀母親就過世了，他們常常通過笑話、傳言和竊竊私語表達一種親近感（他們會說「假髮濕了」，並彼此眨眨眼睛）；姐妹兄弟、兄弟姐妹間還不斷地聊閑天或講知心話。毫無疑問，伯尼們——蘇珊和詹姆斯和查爾斯和范妮和海蒂和夏洛特——是個有才華的家族。查爾斯是學者，詹姆斯是幽默作家，范妮長於寫作，蘇珊有音樂天賦——每個人都能在共有的修養之外添點什麼專長或特點。他們很幸運，除了擁有天賦，老爸還是個十分受歡迎的音樂家。
他靠自己的才能取得了可羨的社會位置，交遊甚廣，又出身於士紳人家，因而孩子們不費氣力就可以既和爵爺們往來又與訂書匠打交道，而且享受著一份世人可能企及的最自由自在的生活。
至於伯尼博士本人，由於時間久遠，有些事今天看來可能讓人不大吃得准。我們很難確知，如果我們現在見到他將如何感受。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們到處都可能遇見他。女主人會競相邀請他。總是有很多的短簡在等他批閱。電話鈴聲將時時打擾他。因為他是大家最需要的大忙人。他總是不停地衝進衝出。有時他帶一盒三明治在馬車上匆匆吃頓飯。有時他早上7點就出門，直到晚上1l點才能教授完他的音樂課回家。他的社交魅力在於「他習以為常的溫和風範」，這使他人見人愛。他的作風散漫邋遢——他把所有的東西——筆記、錢幣、手稿等，統統扔在一個抽屜里；有一回他丟失了全部存款，不過他的朋友們很心甘情願地補償了他的損失。他的經歷有時離奇古怪：不是曾有一次，他顛顛簸簸地乘船渡海到多佛 後，酣然入睡又被帶回了法國，結果只好再渡海峽嗎？不過，正是這些使他得到了人們的善待和同情。也許，正因他無處不在，所以面目有點模糊不清。他似乎總在沒完沒了地寫文著書，然後改寫，還要求女兒們為他寫。與此同時，未經清點分類，甚至也許根本未曾覽讀過的便箋、書信、宴會請帖劈頭傾瀉而來，他不能銷毀這些東西。他打算有一天將它們輯集加註，於是到最後他似乎消融在一片語詞的雲霧中了。當他以88歲高齡辭世之後，即使最忠心耿耿的女兒對那一大堆字紙也無可奈何，只得一焚了之。甚至連范妮對語言的熱愛都被窒息了。但是，如果說我們對伯尼博士的情感可能有點含糊，范妮可絕不是這樣。她敬愛父親。不管有多少次她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寫作來給父親抄稿，她也從不介意。而且她的愛也得了回報。雖然伯尼博士希望范妮在宮廷中嶄露頭角的抱負是不明智的，而且可能差點就搭上了她的性命，不過，當某個討厭的求婚者窮追不捨時，她開口請求說：「哦，父親大人，我什麼也不想要！只要讓我跟著您過就行了！」那位感情衝動的博士立刻就答道：「我的命根兒！只要你樂意，你可以永遠跟我在一起。你總不會以為我是想擺脫你吧？」於是，他不僅雙眼熱淚盈眶，更可嘆的是，他從此再也不提巴羅先生了。千真萬確，伯尼一家美滿和睦，相反相成，搭配奇特；因為其中有姓艾倫的孩子，還有後來出生長大的隔山的小弟弟妹妹。
時間流逝，年復一年，伯尼一家已經無法繼續在波蘭街住下去了。他們先是搬到了王后廣場，後來，在1774年又遷到萊斯特田聖馬丁街上那棟牛頓曾經住過的房子；在那裡仍然可以見到牛頓的天文觀測室和他的帶有漆格的住房。伯尼們就在這個地處市中心但低賤的街區里安家落戶。范妮在這兒繼續塗鴉，偷偷鑽進觀測室，就像在林鎮躲進小木屋那樣。她說：「時時把自己的想法記到紙上的快樂真是無法抗拒，我再也抵制不住這種誘惑了。」有很多名人到她家來，有的關起門來和博士在內室談話；有的像加里克 那樣，當主人那一頭天生美髮正被梳理時在一旁陪坐；有的和這家人一道熱熱鬧鬧地進餐；更常見的則是聚在一起舉行音樂晚會，晚會上全體伯尼家的孩子都參加演出，而他們的父親則在豎琴琴弦上「緊撥急彈」，也說不定還有傑出的外國音樂家表演個獨唱獨奏什麼的。總之，有那麼多人為這樣那樣的緣故到聖馬丁街的那幢房子來，在那裡能引人注意的只有那些離奇古怪的人。比如說，我們能記得阿杜加莉，那個令人驚異的女高音，原因是她「在襁褓中時曾被豬傷過，據說，因此她的身體一脅用了個銀撐子」。而旅行家布魯斯能被人記得，是因為「他有個最奇特的毛病。每當他想說話時，他的胃就會像風琴箱一樣鼓起來。他倒並不想隱瞞，他說這是在阿比尼西亞落下的毛病。不過，有一天晚上他有點激動，這種狀況延續的時間比平常久得多，在場的人都有點害怕了。」
范妮在描述別人時也描繪了自己，我們似乎還記得，她本人總是熱切而又輕手輕腳地在客人間穿進穿出，她的眼睛有如蚊蚋般向外突出，她的舉止靦腆，有些笨拙。但蚊蚋般的眼和笨拙的舉止掩蓋了最敏銳的觀察力和最長久的記憶力。待客人一走，她就溜進觀測室，把每句話每個場面都寫進多達12頁的長信里，寄給她遠在切星頓的親愛的克里斯普老爹。那位老隱士因為對社會憤憤不滿退隱到田野中的房子里——他宣稱地窖中的酒、馬廄中的坐騎和傍晚一盤雙陸棋勝過世界上所有的高朋嘉賓，可卻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聽新聞。如果他的范妮兒沒有原原本本把她家的事都告訴他，他就要罵她。而且，若是她沒能在詞句出現在腦海之際火速寫下來，她也要遭他斥責。
克里斯普先生特別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