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國文學稍有涉獵的人一定會感覺出來：它有時候處於一個蕭條的季節，好像鄉下的早春似的，樹木光禿禿的，山上一點兒綠意也沒有；茫茫大地，稀疏枝條，統統無遮無掩、一覽無餘。我們不禁思念那眾生躁動、萬籟並作的六月，那時候，哪怕一片小小的樹林里也是生機盎然。你靜靜地站著，就會聽見矮樹叢中有些身體靈巧的小動物在那裡探頭探腦、哼哼唧唧、走來走去，忙著它們的什麼活動。在英國文學當中也是這樣：我們必須等到16世紀結束、17世紀過了很久，那一派蕭條景象才能有所變化，變得充滿生機和顫動，我們才能在偉大作品產生的間歇，聽到人們說長道短的聲音。
毫無疑問，必須先有心理學方面的重大發展和物質享受方面的重大變化——扶手椅、地毯、良好的道路，等等，人們才有可能互相細心觀察並且順利地交流思想。我國往古的文學之所以那麼氣象宏偉，也許該歸功於那時候寫作還是一種非比尋常的藝術，只有才華橫溢的人才能從事，而且，那也只是為了名氣，不是為了賺錢。
而後來我們的天才卻分別消耗在寫傳記、寫報刊文字，或者寫信、寫回憶錄里了，這恐怕就削弱了它在任何一個寫作方面的力量了吧？也許如此。可是，到了某個時代，人才寥落，竟然連會寫寫信、寫寫傳記的人也沒有了。傳記和人物形狀只剩下乾巴巴的幾條筋。譬如說，埃德蒙·古斯爵士 說：鄧恩 是個高深莫測的人。但是，這不過是因為——儘管我們已經知道了鄧恩對於貝德福夫人的看法——我們關於貝德福夫人對鄧恩的看法一無所知罷了。她沒有什麼朋友，可以對之將她對這位怪客人的印象描寫一番；即使她有一個知心好友，她也寫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覺得鄧恩古怪。
如果說，種種條件決定：博斯韋爾或者霍勒斯·沃波爾 這樣的作家不可能產生在16世紀，那麼，這些條件對於婦女的壓力就更要沉重得多了。且不說物質上的困難——鄧恩在密切姆居住的是只有薄薄四堵牆、孩子們還在裡邊哭鬧的狹小房屋，足可說明伊麗莎白時代居民的住房是何等局促——婦女還受一種思想的約束，即認為寫作不適合女性的身份。偶爾也有某位貴婦人寫點兒東西印出來，那是因為她地位高，有人巴結她，這才得到默許的。但是，下層婦女要做這種事可就要惹人討厭了。「這個可憐的女人一定是有點兒瘋啦，要不然，怎麼會這樣可笑，竟敢寫書，而且寫的還是詩！」——
當紐卡斯爾公爵夫人 出了一本書的時候，多蘿西·奧斯本這樣說道。
談到她自己，她又說：「哪怕我兩個禮拜睡不著覺，也不至於迷糊到那種程度。」這句話特別能說明問題，因為說話的人是一個非常有文學才能的女人。假如多蘿西·奧斯本生在1827年，她可能會寫出許多部小說；假如她生在1527年，她可能什麼也不會寫。然而，她是生在1627年，而在那個時代，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寫書雖還算是荒謬的事，寫封信倒沒有什麼不體面。這麼一來，沉寂就一點兒一點兒給打破了。於是，在英國文學中，我們第一次聽到了男人和女人們圍爐漫談的聲音。
但是，當時書信一道尚在草創之際，還不能像後來那樣自成一種藝術，並且結集成書、供人欣然開卷。那時候，男人女人之間還只能客客氣氣互稱「先生」和「女士」，文字仍然華麗而生硬，作者還不能在尺幅之間自由揮灑、曲盡心意。而書信藝術往往又是一種變相的隨筆藝術。雖說如此，一個女人盡可常常寫信而不至於讓人說她有失女性身份。這種寫作可以擠零星時間進行，譬如說，在父親的病榻旁邊，寫寫停停、停停寫寫，既不會惹人說長道短，又彷彿是無名氏的作品，還常常可以說寫信是為了某種有益的目的。然而，在這數不清的信里（它們之中的大部分自然是遺失了）又蘊藏著何等的觀察力和才智！——這種觀察力和才智到後來又以頗不相同的形態出現在《愛維琳娜》 和《傲慢與偏見》之中。自然，這些不過是一批信件而已，但是，某種自豪在寫信當中也是少不了的。多蘿西口頭上不承認，但她對寫信不僅下過功夫，而且還有自己的看法：「……大學者不一定是好作家（我指的是在寫信方面，寫書他們也許在行）……我想，書信應該像談話一樣輕鬆自由。」她跟她的一位老伯伯的意見不謀而合——這個老頭兒曾經拿起墨水瓶往他的秘書頭上扔，因為他不肯簡單明了地說「寫字」，而說什麼「援筆書之於紙」。不過，她也考慮到信里的自由輕鬆畢竟有種種限度。她說「許多有趣的瑣事攪成了一團」，用作談話之資倒比寫在信里更好。這麼一來，我們就有了一種文學形式（如果多蘿西·奧斯本允許這麼稱呼的話），它與任何文學形式都截然不同。非常遺憾的是：這種文學形式在今天似乎已經永遠消失了。
因為，當多蘿西坐在她父親的床邊或者家裡的壁爐旁寫下一大張又一大張信的時候，她向自己那位唯一的也是眼光挑剔的讀者 既認真又調皮、既鄭重又親昵地進行著生活的記錄——這是無論小說家或歷史學家都無法提供的。既然她的人生大事就是向她的愛人隨時報告自己家裡所發生的一切，她自然要在信里為那個道貌岸然的賈斯丁年·艾香爵士 ，即她稱之為所羅門·賈斯丁年爵士的、已有四個女兒、並在諾桑普頓郡置有一所暗幽幽的大宅子、想娶她為妻的那位自命不凡的鰥夫，留下一幅寫照。「主啊！我多麼想把他用拉丁文寫的那封信弄來讓你看一看。」她寫道——他在那封信里向牛津的一位朋友把多蘿西描述一番，特別誇她「可與為伴，可與交談」；她勾畫了那位害著恐病症的表親莫勒 ，一天大清早由於害怕自己得了水腫病而突然驚醒，急忙趕到劍橋去找醫生；她還描寫自己晚上如何在花園裡徘徊，聞到素馨花的香氣，然而「一點兒也不覺得高興」，因為鄧普爾沒有跟她在一起。她聽到了什麼閑話，立刻轉告她的愛人，供他一笑。譬如說，桑德蘭夫人屈尊下嫁給平民斯密斯先生，斯密斯待她像公主似的，而賈斯丁年爵士不以為然，說這給女人開了一個壞頭。於是，桑德蘭夫人見人就說她嫁給他是出於憐憫。多蘿西聽了，議論道：「這是我聽到過的最可憐的一句話。」這樣，我們很快就知道了關於她的親朋好友的許多事情，並且很想知道還有什麼新的故事，好把我們心中業已形成的生動印象加以補充。
對17世紀貝德福郡 上流社會的一瞥，正因為它是這樣若斷若續的，才越發引起我們的興趣。賈斯丁年爵士和黛安娜夫人，斯密斯先生和他的伯爵夫人——這些人物上了場又下場，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甚至還有沒有機會再聽到他們的消息。儘管散珠無串，這些書信卻像一切天生的書信作家的作品那樣，有它們獨特的連續性，使我們一頁一頁讀下去的時候，能感到在多蘿西的心靈深處，在那不斷展開的人生壯麗行列之中，也有我們自己的一席之地。因為，她不容爭辯地擁有一種天賦才能，那在書信寫作之中是比機智、才華以及與大人物的交往都更有價值的：她能自自然然、毫不勉強地保持自己的個性，將一切生活瑣事囊括在她自己的個性洋溢之中。這是一種既吸引人又有點兒令人迷惑的性格。我們一句一句讀著這些書信，跟她的性格漸漸有了密切接觸。不過，與她年齡相稱的婦德，她卻很少流露。她根本不提針線活和烤麵包；她的脾氣有點兒懶；她漫不經心地看了一大堆法國傳奇小說；她在公共荒地上遊逛，聽擠奶姑娘唱歌；她在花園裡的一條小河邊散步，然後「坐了下來，真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她在別人面前常常默不作聲，一個人對著爐火冥想，別人談起了飛行，才把她驚醒，但她一開口就把她哥哥逗笑了——她問他們剛才談到飛行究竟說了些什麼？因為，她自己也在想：要是她能飛，她就能跟鄧普爾在一塊兒了。嚴肅、憂鬱是她的天性。她母親常說，她平時那種神情好像親戚朋友都死光了似的。她總有一種受無情命運壓迫之感，以及萬事虛空、努力無益之感。她的母親和姐姐也都是性格嚴肅的人——她姐姐也以書信聞名，但喜愛書籍勝過人群；她母親呢，「像大多數英國婦女一樣，算得上精明人」，但她說話愛帶刺兒。「我活到這個歲數，總算明白了：把人想得再壞也不可能過分；將來你也會明白的。」——這是多蘿西記的她母親說過的一句話。為了平息她的鬱憤之氣，多蘿西曾經自己跑到埃普索 水泉那裡，飲下了浸過刀劍的泉水。
天性如此，她的脾氣自然傾向於冷嘲，而不是機智。她愛嘲笑她的愛人；對生活中的浮華和俗套，她表示出委婉的嘲弄；以門第驕人，為她所訕笑；擺闊氣的老頭子，是她挖苦的對象；枯燥無味的說教，引她發笑。她把各個政黨都看破了；她把繁文縟節也看破了：她把人情世故、表面文章也都看破了。眼光這樣敏銳，可有一點她看不破——她怕人譏笑，躲躲閃閃，簡直有點兒病態。姑姑阿姨的干涉，哥哥弟弟的霸道，都使她氣惱。「我真想住在樹洞里，」她說，「為的是躲開他們。」丈夫當眾吻自己的妻子，在她的眼裡是「一種最惹人討厭的壞樣子」。別人誇她美、誇她聰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