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麼一部經典作品，是可以從許多不同角度來探討的。那麼，我們究竟選擇哪一種角度呢？我們是不是要先說一說：自從錫德尼 撇下未完稿的《阿卡迪亞》 在札特芬去世以後，英國社會經歷了種種變化，而小說則已經選定了——或者說不得不選定了自己的發展方向呢？一個中產階級已經誕生——他們有閱讀能力，急於想讀的不光是王子和公主的愛情故事，而且要有關他們自己和他們平凡生活的詳情細節的書。散文，經過千百人之手，已經錘鍊得足以適應這種需要，能夠表現生活中的實際狀況，而不僅是縹渺的詩意。這當然是對《魯濱遜漂流記》的一種探討方式——從小說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它；但是，我們立刻又想到另外一種方式——從作者生平歷史的角度來看待它。從傳記這個極好的出發點，我們可以拿出比從頭到尾把書讀一遍要多得多的時間來進行探索。首先說，笛福的出生年月就靠不住——誰知道究竟是在1660年或是1661年？再說，他把自己的姓究竟拼寫成一個字兒還是兩個字兒？而且，他的列祖列宗究竟是些什麼人呢？據說，他是做過襪子商人；可是，一個襪子商人在十七世紀又算得了什麼呢？後來，他成為一個小冊子作者，並且受到威廉三世 的信任；他的一本小冊子又使他受到帶枷示眾的處罰 ，還被關進了新門監獄；他先受哈萊 僱用，後受戈多爾芬 僱用；他還是第一個被人以金錢僱傭的報人；他寫了無數的小冊子和文章，還寫了《摩爾·弗蘭德斯》和《魯濱遜漂流記》；他有一個妻子、六個小孩兒；他身材瘦削，鷹鉤鼻子，尖下巴，灰眼睛，嘴邊還有一個大大的黑痣。凡是對英國文學稍有涉獵的人，不必經人告訴就知道探索小說發展的來龍去脈，考察小說家們的臉部特徵，能夠消磨掉多少時光，甚至消磨掉多少人的一生。然而，當我們看了理論再看傳記，看了傳記再看理論，一種懷疑心情常常油然而生：即使我們確切知道了笛福生在何時，以及他愛過何人，又為了什麼；即使我們把英國小說從它在埃及的孕育（據說如此）直到它在巴拉圭曠野上消滅（也許這樣） ，把它的興起、發展和衰亡都背得清清楚楚，難道我們閱讀《魯濱遜漂流記》的樂趣就能增加一分、對它的理解就能加深一層嗎？
因為，書本身才是永世長存的。在與書的接觸之中，不管我們怎樣彎彎繞繞、躲躲閃閃、拖拖延延、兒兒戲戲，最後等著我們的還是一場單獨的搏鬥。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必須首先進行一番面對面的交易，然後進一步的買賣才有可能進行；而在這種個人會見當中，如果有人不斷提醒，說是笛福曾經賣過襪子，他的頭髮是棕色的，他還曾經帶枷示眾等，這就只能使我們分心和感到厭煩。我們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常常是非常艱巨的）在於掌握作者的透視角度。我們必須了解小說家究竟怎樣安排他自己的世界，否則，批評家催促我接受的那個世界裡的種種花絮、傳記家要求我們注意的種種奇遇，都不過是對我們毫無用處的累贅。我們必須親自攀登到小說家的肩膀上，通過他的眼睛來觀看一切，弄清楚他是按照怎樣的次序去安排小說家們命里註定要細細觀察的那些常見的重大事物：人類和人們；然後，是在他們背後的大自然；以及君臨在他們之上，為簡便起見可以叫作上帝的那種力量。但是，這麼一來，混亂、誤解、麻煩，都來了。那些事物看似平常，一旦經小說家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將它們互相結合起來，它們就會立刻變得光怪陸離，以至於面目全非了。這件事大概是真的：人們雖然唇齒相依般地生活在一起，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但他們各自觀察事物的比例感是大不相同的——在這個人眼裡，人是巨大的，樹是微小的；而在另一個人眼裡，樹是巨大的，人只是處在背景中的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因此，不管課本里怎麼說，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作家們看待事物的尺度各不一樣。譬如說，在司各特 筆下，山峰巍然屹立，人物描寫比例如之；在奧斯汀書里以茶杯上的玫瑰花與人物的機智對話相配；皮考克 卻拿出一面哈哈鏡俯照天地萬物，結果，一隻茶杯看上去像維蘇威火山 ，而維蘇威火山倒像一隻茶杯。然而，司各特、奧斯汀和皮考克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所看到的是同一個世界，而且在課本里他們又被寫進了同一段文學史里。他們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各自的透視角度。我們只要牢牢掌握住這一點，這一場搏鬥就能以我們的勝利而告終；我們只有對作者有這樣親切的了解，也才能夠安心去享受批評家和傳記家們如此慷慨地提供給我們的多種多樣的樂趣。
但是，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爭論也就出現了。因為，我們自己有對於世界的看法，這看法又是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和偏見自自然然形成的，因此，它又跟我們的自負和愛好等緊緊糾結在一起。所以，一旦有人玩弄花點子把我們內心的平靜攪亂，我們不可能不感到損害和侮辱。《無名的裘德》 或者普魯斯特某卷新著一問世，報紙上就登滿了抗議。契爾騰南 的吉卜斯少校說：假如生活真是像哈代所描繪的那個樣子，他明天就要用一顆子彈打進自己的腦袋；漢普斯台德 的韋格斯女士聲稱：普魯斯特的藝術本領儘管了不起，但是，感謝上帝，現實世界跟一個入了邪的法國人的歪曲描寫畢竟毫無共同之處。這位先生和這位女士都想控制住小說家的透視角度，使它能夠類似並且強化自己的看法。但是，像哈代或者普魯斯特這樣的大作家可不管私有財產的權利，還是徑自走自己的路。他靠著自己額頭上的汗水，在一團混沌之中理出一個頭緒；他在那裡栽上樹木，在這裡安插了人；他按照自己的心愿，讓神的形象有時在遠方隱藏，有時在眼前出現。凡屬傑作——即那些觀點明確、條理清晰的作品，作者無不嚴格要求我們從他自己的透視角度去看待一切，因此，我們往往要感到痛苦。我們的自負心理受到了損傷，因為我們自己的那一套想法被打亂了；我們感到害怕，因為我們原來的精神支柱被抽掉了；我們還感到厭煩，因為，從一種嶄新的概念當中又能得到什麼滿足和快樂呢？然而，有時候，從憤怒、恐懼和厭煩當中偏偏會有某種稀罕而又持久的樂趣誕生出來。
《魯濱遜漂流記》可能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它是一部傑作。而它之所以算是一部傑作，主要就是因為笛福在書中自始至終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透視比例之感。由於這種緣故，他處處讓我們受到挫折和嘲笑。現在，就讓我們泛泛地看一看這本書的主題，拿它和我們的先入之見比較一下吧。我們知道，書里說的是一個人在經歷了許多風險和奇遇之後，又被孤零零拋到一個荒島上的故事。單單從這種暗示來看，風險，孤獨，荒島，就足以啟發我們看到天盡頭的某個遙遠的地方，看到日出和日落，看到人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下獨自在那裡沉思社會的本質和人們種種奇怪的習慣。開卷之前，我們可能已經把指望它給予的那種樂趣大體勾畫出來了。於是，我們開始閱讀。但是，在每一頁我們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反駁。書里並沒有什麼日落和日出，沒有什麼孤獨的靈魂。相反，在我們面前只有一個泥土做的大罐子。換句話說，書只告訴我們：時間在1651年9月1曰，主人公叫作魯濱遜·克魯蘇，他的父親害著痛風病。顯然，我們必須改變態度。因為，在後邊的內容里，占支配地位的全是現實、實際、財產。我們必須趕快徹頭徹尾地改變我們的大小比例概念；大自然必須收起她那燦爛奪目的華袞，她不過是旱災和水澇的給予者，人變成了為了維持生存而苦撐苦鬥的動物；而上帝則降職為一名小小的地方官，他那堅固、結實的寶座僅僅比地平線高出那麼一點點兒。為了尋求關於透視中的這三大基本方位——上帝，人類，大自然——的信息，我們所做出的每次努力，都被冷冰冰的普通常識頂回來了。魯濱遜想到過上帝：「有時候，我暗自發出疑問：上天為何這樣全部毀掉它自己造出的生靈？……但是，某種東西總是立刻駁斥我，不許我再想下去。」上帝並不存在。他又想到大自然，想到了原野里「生長著五彩繽紛的花草，還有許多美麗的樹林」，但重要的是林子里聚集了一大群鸚鵡，可以將它們馴養，教它們說話。他還想到過他親手殺死的那些人。但最重要的是必須把他們埋起來，否則，「他們暴晒在日光之下，很快就會發臭的」。這麼一來，死亡也不存在了。什麼都不存在，除了那一隻泥土做的大罐子。這就是說，到了最後，我們只好放棄我們的先入之見，接受笛福自己想要告訴我們的一切。
讓我們回頭再念一下小說的開頭：「1632年，我生於約克市一個有教養的家庭里。」再沒有比這個更平凡、更一本正經的開頭了。我們一下子就受到了吸引，認認真真地去細想那有條有理、勤奮刻苦的中產階級生活的種種好處。我們相信，再沒有比生長在英國中產階級更大的幸運了。高貴人士和貧寒人家都叫人憐憫，因為他們都得在憂慮不安中過日子。只有處在卑賤與高貴之間的中間地位上才最最牢靠；而中產階級的那些優點——節制、穩健、溫和、健康——才是最令人嚮往的東西。因此，一個中產階級的子弟，倘若由於交了厄運，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