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寧夫婦 的肉身如今大出其名，可能遠遠超出他們在精神領域中的成就。對於世俗的這種嘲弄，布朗寧們大概也會會心地哂笑吧。一對狂熱的情人——一個滿頭鬈髮，一個兩頰鬍鬚，他們遭受壓制，充滿叛逆精神，最終私奔——這就是千千萬萬從來不曾讀過他們的詩的人們所了解、所熱衷的布朗寧夫婦。由於我們有撰寫回憶錄、出版信札、拍攝照片等現代風習，作家們如今以實體的形式存在著，而不是像過去只生存在詞句中；如今人們憑藉帽子、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通過詩來辨認他們。於是布朗寧夫婦成了那些生動活潑、名聲顯赫的作家中最引人注意的兩位。攝影的藝術到底給文學的藝術帶來了多大傷害還有待計量。當人們可以讀到有關某一詩人的書時，他們還肯讀多少詩人自己的作品，這是應該向傳記家提出的問題。另一方面，沒有人會否認布朗寧夫婦能引發我們的同情，喚起我們的興趣。在美國的大學，一年裡保不住有兩位教授會瞥一眼《傑拉爾丁夫人的求愛》；可我們全知道那位斜倚病榻的巴雷特小姐，知道她如何在一個9月的早晨逃離了溫波爾街的黑暗的家，又怎樣在街道拐角處的教堂里和健康、幸福、自由的羅伯特·布朗寧相會了。
但對作家布朗寧夫人來說，命運待她卻並不這麼慈善。沒有人讀她的作品，沒有人討論她，沒有人肯費心把她放到她應有的位置上。只要把她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比較一下，就可看出她聲譽衰微。克里斯蒂娜·羅塞蒂不可抗拒地攀升到英國一流女詩人的行列中。而伊麗莎白呢，雖然她生前得到了更為響亮的讚譽，現在卻越落越遠了。初級讀本傲慢地將她拒之門外。他們說，現在，她的重要性「僅僅是歷史性的。不論是教育，還是和她丈夫的關係，都未能使她懂得詞語的價值或獲得某種形式感」。總而言之，在文學大廈中唯一划定給她的地方是樓下僕人們的場所，在那兒和赫門茲太太、伊麗莎·庫克、吉恩·英格洛、亞歷山大·史密斯、埃德溫·阿諾德，以及羅伯特·蒙哥馬利之流做伴。她把碗碗罐罐敲得叮噹作響，用刀尖紮起青豆大吃特吃。
因此，即使我們把《奧羅拉·李》從書架上取下，我們也並不是當真想讀它，而是帶著慈悲的俯就之心玩味這往日時髦的代表物，就像把玩老祖母斗篷上的花邊，或者端詳當年裝點她們桌子的印度泰姬陵石膏模型一樣。不過，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這本書無疑是十分珍貴的。至1873年《，奧羅拉·李》共印行了13版。而且，從題詞看，布朗寧夫人不憚於承認她很重視這本書——她說：「這是我最成熟的作品，其中包含了我關於生活和藝術的最高的信念。」她的信件表明該作品曾經過多年的醞釀。當她初次見到布朗寧時就已在琢磨它，這對戀人所欣然共享的創作秘密中就包括她對該詩的形式的構思。
……我目前的主要心愿（她寫道）是寫一部詩體小說……觸及我們傳統中一些最根本的東西，深入「天使所不敢涉足」的客廳之類；剝去一切偽裝，直面這個時代的人性，明白地道出真相。這就是我的心愿。
由於後來眾所周知的原因，她心懷這一計畫出逃，在幸福婚姻中度過了不凡的十年。當這本書終於在1856年出版時，布朗寧夫人完全有理由覺得她在其中傾注了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一切。也許這長期的儲藏和隨之而來的浸潤過程與等待我們的意外效果有關聯。不管怎樣，我們只消讀前20頁，就不能不感覺已被那老水手 ——不知什麼緣故，他徘徊在某一些書的庭前，卻不出現在另外一些書的門口——抓住了，我們不由得像三歲小兒一樣地傾聽，而布朗寧夫人則在九大卷無韻素體長詩中滔滔不絕地講述奧羅拉·李的故事。速度和生氣、坦率和完全的自信——這些都是使我們心醉神迷的品質，它們使我們飄然欲仙。我們了解到奧羅拉的母親是義大利人，「當奧羅拉剛剛4歲時，母親那雙罕有的藍眼睛就已合上，再不能看到她」。她的父親是個「嚴厲的英國人／在家鄉度過多年枯燥的生活／在學院讀書、埋頭於法律和教區談話／後來不知不覺間卻突然被激情俘虜」。不過他也死了，於是孩子被送回英國由姑媽撫養。姑媽出身於李氏名門，她身著一襲黑衣，站在鄉村宅第大廳前的台階上迎接奧羅拉的到來。她的前額不寬，上面緊緊地盤著她那略顯花白的褐色髮辮；她的嘴線條柔和，但金口難開；眼睛說不出是什麼顏色，面頰像夾在書頁中的玫瑰花，「保留它更多的是出於憐憫，而不是由於愉悅——如果它不再是剛剛盛開，它也不能更枯萎凋零」。這位女士悄然隱居，把她的基督徒才華用於織襪子和鉤內衣，「因為我們是血肉至親，需要同樣的衣衫」。在她的手裡，奧羅拉吃足了人們所謂的適當的女子教育的苦頭。她學了一點法語、一點幾何；學了緬甸王國的國內法律，了解了有哪條通航河流通達拉臘、公元5年在克拉根福進行了什麼人口普查，以及怎樣描畫身披整潔袍衣的海的女兒、怎樣旋轉鏡片、怎樣製作鳥標本、怎樣用蠟做花等等。因為姑媽喜歡女人有個女人樣兒。有一天晚上奧羅拉綉十字花，由於選錯了絲線，綉出了個長著粉紅眼睛的牧羊女。感情衝動的奧羅拉喊道：在這種女性教育的折磨下，一些女人死了，另一些在憔悴。少數像奧羅拉一樣「與無形之存在有某種聯繫」的女性活了下來，目不斜視地行路，客客氣氣地應酬堂表親戚，聆聽牧師講道並為人們斟茶倒水。奧羅拉本人很幸運，擁有一間小屋子，牆上是綠色的壁紙，地上有綠色的地毯，床邊有綠色的床帷，好像是要和英格蘭鄉村的乏味的綠色相匹配。她在那小屋裡躲清靜；在那裡埋頭讀書。「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在一間閣樓里／滿是寫著我父親名字的箱子／堆積如山，大包大捆／在那裡，出出入入……像敏捷小鼠在古代巨象的骨骼間鑽來鑽去。」她讀了一本又一本的書。事實上老鼠（布朗寧夫人的老鼠總是如此）在插翅高飛，因為，「當我們意氣飛揚地忘卻了自己／全心全意，一往無前地投入書的深淵／被其中的美、被真理的精華所激勵——這一刻，我們從書中真正得益」。她不停地讀啊讀啊，直到她的表哥羅姆尼來找她一道散步，或是畫家文森·卡林頓來敲窗戶。「男人們刻薄地認為那位畫家有點癲狂，因為他認為如果畫好了肉體，實際上就是畫出了心靈。」
這樣草草概括《奧羅拉·李》的第一卷自然不能反映其本來面貌；但如果我們像奧羅拉所勸告的，全心全意、一往無前地將原作吞讀了這許多，就會發現很有必要嘗試將許多紛紜的印象梳理一下。首先產生而且最突出的印象是作家本人的存在。透過人物奧羅拉的聲音和故事中的情境，伊麗莎白·巴雷特·布朗寧的個性在我們耳際縈迴。布朗寧夫人不會控制自己，也不會掩藏自己，這無疑標誌著一個藝術家尚不完美，表明作家的生活對其藝術的影響超過了應有的程度。我們在閱讀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虛構的奧羅拉似乎在揭示真實的伊麗莎白。我們應記得，布朗寧夫人是在40歲出頭時起念要寫這部詩的，在那個年紀里女人的生活和她的藝術作品的關係總是超乎尋常的密切。因此，即使是最嚴謹的批評家，在應該專註於作品時也不能不有時涉及作者本人。而且，眾所周知，伊麗莎白·巴雷特的那種生活經歷必然影響最純正、最有個性的才能。
她幼年失母；她曾私下裡讀大量讀書；她最親近的兄弟溺水而死；她曾長期卧病；她那專制的父親以傳統的方式把她囚禁在溫波爾街的卧室里。不過，我們最好還是別重複這些熟悉的事實，而是讀讀她本人怎樣描述這些事對她的影響。
我只在內心裡生活（她寫道），或者，只體驗著悲傷這一種強烈的感情。早在疾病造成與世隔離之前，我已經在獨自索居。世上很難找出比我更沒見過世面、更耳目閉塞的女孩子，而我現在簡直算不得年輕了。我在鄉下長大——沒有什麼社交機會，一心迷上了書本和詩歌，在幻想中獲得經歷。時間就這樣不斷流逝了——後來我生了病……似乎簡直沒希望（有一度看來就是如此）再踱出房門。於是，我開始覺得不平……我行將離開這人生的殿堂，卻一直被蒙蔽雙眼，一無所見——我不曾見識過人性，我在世上的兄弟姐妹們對我來說只是空洞的名字，我沒看到過高山和河流，實際上什麼也沒見過。……你知道無知給我的藝術造成哪些不利嗎？莫非你看不出么？如果我活下去而不逃離囚牢，我將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勞作——可以說我是一個盲詩人。當然，不利條件能得到某種程度的補償。由於自我意識和自我分析的習慣，我有豐富的內心生活，我對人類主要的本性做了不少重要的猜想。但是，作為一名詩人，我多麼願意拿若干這種笨重的、沉思的、無效的書本知識去換取一些對生活和人的切實經驗，去換取一些……
她中斷了，打上了幾個刪節號，我們可以乘此機會回到《奧羅拉·李》。
布朗寧夫人的實際經歷到底給她的詩人生涯帶來了多少損害呢？我們不能不承認，傷害很大。當我們翻閱《奧羅拉·李》或《書信集》時，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常常是彼此呼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