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紀念各種百周年的人有時不免憂慮，害怕自己是在評價一個日漸凋萎的幽魂且不得不預言它那正在迫近的徹底消逝；不過，談論《魯濱遜漂流記》這種擔心就全然不必，連如此想一想都十分荒唐。的確，到1919年4月25日，《魯濱遜漂流記》就問世200年了，然而根本沒有引發人們是否還讀它、是否還將繼續讀它這類常見的猜想，200周年紀念日的效果是讓我們驚嘆永恆而不朽的《魯濱遜漂流記》竟然才僅僅存在了這麼短一段時間。那本書不像是單一作者的努力成果，更像整個民族孕育出的無具名之作；慶賀它的百年生日，簡直就如為巨石陣 舉行百年紀念。類似的感受可以歸因於我們都曾在童年時代聽人朗讀《魯濱遜漂流記》的故事，因而，笛福和他的故事對於我們，幾乎就像荷馬之於希臘人。我們從來不曾想到真的有個人叫笛福，若是有人說《魯濱遜漂流記》是某個搖筆桿的人編出來的，要麼會引起我們的不快，要麼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童年的印象存留得最久，也刻印得最深。至今，我們仍覺得丹尼爾·笛福的名字似乎沒有資格出現在《魯濱遜漂流記》的書名頁上，而且，紀念該書問世200周年，不過是在輕描淡寫並且毫無必要地提一句它仍舊存在著，就像巨石陣。
那本書享譽天下，後果卻對作者不太公平；因為這雖然使他隱姓埋名地領受了莫大榮光，卻多少掩蓋了他作為作家還曾寫過其他作品這一事實，而其他那些書，可以肯定地說，在我們小時候沒有人大聲讀給我們聽。因此，1870年《基督教世界》的編輯呼籲「全英格蘭的男孩和女孩們」為被閃電擊中損毀的笛福墓重修墓碑之際，大理石碑上僅僅刻著「紀念《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根本沒有提《摩爾·弗蘭德斯》。考慮到《摩爾》一書——還有《羅克薩娜》《辛格爾頓船長》《傑克上校》 等——的題材，不提它們我們倒也不奇怪，但是卻不能不為這種遺漏感到氣憤。如笛福的傳記作者萊特 先生所說，那些書都「不適於擺到客廳的桌子上」。不過，除非我們想讓那件十分有用的傢具當趣味的最終裁決者，否則就不能不感到痛惜，因為那些作品的表面的粗鄙，或許還加上對《魯濱遜漂流記》的普遍讚賞，使得它們沒能如理所應當的那樣享有更大的聲譽。在任何可以算是當之無愧的相關紀念碑上，至少《摩爾·弗蘭德斯》和《羅克薩娜》的篇名應該和笛福的名字同樣被深深刻下。它們位居少數被我們稱之為無可爭議的偉大作品之列。紀念它們更出名的同伴 問世200周年的契機也應該引導我們思考：它們與後者相似的偉大之點究竟何在。
笛福轉而開始寫小說時已經是六旬老者，那是在理查遜和菲爾丁 動筆之前很多年，實際上他是促成小說誕生並把它送上發展之路的首創者之一。沒有必要詳細論證他的先驅地位，只需說明他開始寫小說之初已經對這門藝術有了若干設想，它們部分得自於他本人作為最早小說寫者之一的親身體驗。小說要講述真實故事並傳達正確的教誨，才有存在的價值。「編造故事無疑是最駭人聽聞的罪過，」他寫道，「那是一種會在心靈中豁開大洞的撒謊行徑，而後說謊的習慣就會漸漸乘虛而入。」因此，在一部部作品的前言里或正文中，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自己從不臆造，而徹頭徹尾依據事實，他一心記掛的是讓邪惡者悔改、讓無辜者警惕的高潔道德意圖。幸運的是，這些原則與他的性情和天賦十分相合。先於把經驗轉述進小說，60年人生變幻早已把種種世態刻進了他的身心。「不久前我曾用這兩句詩總結自己一生的繽紛場景，」他寫道：
沒有人曾經更多體嘗莫測的命運，我十三次發財致富而又淪落赤貧。
寫《摩爾·弗蘭德斯》之前，他曾在新門監獄被囚了18個月，曾和竊賊、海盜、路匪，以及造假幣的犯人聊過天。不過，由於生活經歷和事件發生而不得不面對某些事實是一回事，貪婪地吞咽世相真情並銘刻在心又是另一回事。笛福不僅曾親歷貧窮困境，與深受其害的人交談，而且對他來說，那種衣食不保、風雨無遮、艱難輾轉的生活激發出的想像，正是他的藝術的最適當題材。他的傑出小說每每在開頭幾頁里就讓男女主人公陷入孤立無援的不幸處境，讓他們的生存只能是持續的掙扎奮鬥，就連能夠活下來也是運氣和奮鬥的結果。摩爾·弗蘭德斯生在新門監獄，母親是罪犯；辛格爾頓船長童年時被人偷走賣給了吉卜賽人；傑克上校雖然「出身於紳士家庭，卻成了竊賊的徒弟」；羅克薩娜開始時運氣稍好，但是15歲結婚後卻眼看著丈夫破了產，自己拖著五個孩子，陷入「無可言狀無比悲慘的境地」。
於是這些男孩女孩們個個都得獨自闖世界，都得艱苦奮戰。這種境遇完全是按笛福的偏好編排出來的。他們中最突出的一位，即摩爾·弗蘭德斯，從一出生至多不過暫緩了半年時間，就落入了「貧困——那最壞的惡鬼」的魔掌，自打學會做針線活兒就被迫自力謀生，奔走四方，她並不向其創造者索求他所不能提供的雅緻家庭氛圍，卻從他那裡獲取了他所熟知的各式各樣奇人異習。從一開始，她就被壓上了必須證明自身存在權利的重負。她必須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斷，必須用她依據親身經驗在一己頭腦中打造出的某些粗糙道德規則來應對各種突發緊急情況。她年紀輕輕就已違背了世俗公認的律法，此後便一直享受著法外之人的自由，而故事的輕快活潑在很大程度上正來源於此。對她來說唯一不可能的事便是安享舒適寧和的生活。不過從一開始，作者的特殊天才就在發揮作用，從而避開了冒險小說套路的明顯陷阱。他讓我們明白，摩爾是有自身價值的女人，而不僅僅是一系列歷險經驗的載體。作為證明，摩爾和羅克薩娜一樣，在人生開局之際就激情四溢地墜入情網，儘管運氣不是太好。她後來不得不重整旗鼓，另與他人結婚並仔細檢點婚約條款帶給她的錢財和前景，這應當歸因於她的身世，而非她對熱烈情感的輕視。此外，像所有笛福筆下的女人，摩爾具備健全有力的頭腦。如果有利於實現自己的目的，她會毫不猶豫地說謊，正因如此，當她講真話時便有某種不容否定的氣勢。她不能在細膩精微的個人情感上浪費時間，不過掉一滴眼淚，傷心片刻，然後「故事就接著發展下去」了。她的心靈熱愛迎風沐雨。她喜歡運用發揮自己的能力。當她發現自己在北美弗吉尼亞所嫁的男人竟是自己的弟弟時，不由得深感厭惡，堅決要求離開他；然而，一旦抵達英國的布里斯托爾港，她立刻就「上巴思城去尋歡作樂，因為我離年老還遠著呢，我原本就性情快活，這時更是登峰造極」。她並不冷酷無情，也沒有人能指責她輕佻放縱；不過，她愛生活，而一位生氣勃勃的女主人公自然讓我們相隨不舍。還有，她的抱負不無創造性想像，使之可以被歸為高貴的激情。迫於處境，她不得不算計精明而講求實用，但是她又時時被對於浪漫愛情及她所認定的紳士品質的渴念所困擾。摩爾哄騙一位攔路打劫的強盜，讓他以為自己很有錢。「他具有貨真價實的騎士精神，這讓我更覺得悲哀，」她這樣寫道，「比起被無賴小人坑害，栽在講求榮譽的君子之手多少也算一種安慰。」與這般性情一脈相承，她和最後一位男性伴侶抵達美洲種植園以後，那位先生拒不從事勞作，一心熱衷遊獵，摩爾對此卻頗感驕傲，她很高興地為他購買假髮和鍍銀的劍，「好讓他顯得風度翩翩，他也本來就是位優雅紳士」。她對熱天氣的喜愛也與此呼應，還有她親吻兒子踩踏過的土地的那股熱乎勁兒，以及她對各種過失的大度寬容——只要那過失「不屬於徹底的卑鄙，佔上風時冷酷無情，專橫殘忍；處逆境時又垂頭喪氣，意志消沉」。對世間其他一切，她唯有善意。
上述清單並不能囊括這位見多識廣的老罪人的所有特徵和妙處，因而我們很可以理解，為什麼博羅 哥兒》里。">筆下那倫敦橋上賣蘋果的女販稱摩爾為「得神佑的瑪麗」，並把她看得比自家攤上全部蘋果更寶貴；為什麼博羅拿起那本書鑽進小鋪會一口氣讀到兩眼生疼。我們詳述那些性格表徵，不過是要證明摩爾·弗蘭德斯的創造者並非像有人指責的那樣只是個記者，只是事件的忠實記錄人，對人的心理缺乏理解。的確，他的人物都自主地成型並充實，似乎並不順從作者的安排且未必合他的愛好。他從不駐步逗留、詳細描述某一微妙體驗或情愫，而是不動聲色地講下去，彷彿那些體驗和情感都是在他不知曉的情況下出現的。在有些場合，比如那位王公坐在兒子搖籃邊，羅克薩娜說他是多麼「喜歡看熟睡的孩子」，彼情彼景蘊含的想像魅力似乎對於我們比對他更有意味。笛福說，人必須至少向一位他者吐訴心中大事，否則他就會像新門監獄裡的那名囚犯一樣在夢裡說出來。發表了這一段奇特的現代言說後，他又為自己的離題話道歉。他似乎已把人物深深納入自己頭腦，不經意間又把自己投入了他們的人生；而且，如所有不自覺的藝術家，笛福在作品裡留下的真金遠遠多於他那一代人能打撈出水面的寶貝。
因此，我們對他筆下人物的闡釋很可能會令他驚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