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擔心一雙眼睛根本不夠用，就特意找了五位旅伴。那也是渴望同他們共享這次異常方便的旅行的樂趣。大家啟程前就興高采烈，他們也同我一樣狂熱，折服於蘇聯及其可預見的全部未來，都是那種制度的積極信徒。不過，他們比我年輕得多，氣質、教養和出身，都同我有很大差異；他們之間也相差很大。儘管如此，我們十分投契。是的，為了多看看多聽聽，我想六雙眼睛和六對耳朵並不嫌多，勢必不同的反應也好相互印證。
這五位旅伴，你們也認識，正是傑夫·拉斯特、希弗蘭、歐仁·達比、皮埃爾·埃巴爾、路易·吉尤。
五位旅伴中，兩位已入黨多年，是非常活躍的忠誠黨員。兩位會講俄語。此外，傑夫·拉斯特是第四次去蘇聯了；皮埃爾·埃巴爾住在莫斯科已有半年多了。他在那裡主持一種宣傳性的雜誌《國際文學》，同時用四種語言出版，因而他消息非常靈通，特別了解情況。而且，他天生具有一種敏銳的洞察力，肯定在許多問題上，都給了我提示和幫助，我是說： 幫助我認清不少我獨自肯定不明白的事情。在此舉個小例子：
我們到達莫斯科的次日（皮埃爾·埃巴爾回國待了三天，同我乘飛機從巴黎出發，先行到達莫斯科，其他人要乘坐蘇聯一艘輪船，十天後才到達列寧格勒），我接待布哈林 來訪。那時，布哈林還很受群眾的歡迎。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不知是參加什麼集會，還受到群眾的熱烈歡呼。不過，他失勢的一些跡象，已經暗暗表露出來。皮埃爾·埃巴爾要在他的雜誌上刊登布哈林的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就遇到了極大的阻力。這種種情況都應當了解，我是在見面之後才聽說的。布哈林獨自前來，但是，他前腳剛邁進安排我住的大都會飯店豪華套間的客廳，後腳就不請自來了一個自稱記者的人，參與談話，也就攪了我們的談話。布哈林幾乎馬上起身告辭，他趁我送他到前廳，就對我說希望還能再見面。
三天之後，我又在高爾基的葬禮上見到他，確切說來，是在葬禮的前一天，高爾基的遺體還沒有火化，停放在擺滿鮮花的高大靈台上，供人瞻仰。弔唁的群眾列隊從靈台前走過，持續了多少個小時。隔壁一個廳小得多，聚集了各方面「負責人」，其中有季米特洛夫，我上前打招呼卻還不認識。布哈林就在旁邊，我離開季米特洛夫之後，他就拉住我的胳臂，俯過身對我說：
「過一小時，我能再去大都會看您嗎？我希望同您談談。」
陪同我的皮埃爾·埃巴爾聽見了這話，隨即悄聲對我說：
「我敢打賭他來不了。」
實際上，柯羅佐夫看見布哈林湊到我跟前，就立刻把他拉到一邊。我不知道柯羅佐夫能對他說什麼，但是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再也沒有見到布哈林。
沒有這一小小警示，我就很可能什麼也看不出來。我會以為對方態度冷淡，說完了也沒在意，心想歸根結底，布哈林也不是非想見我不可，絕難料想他根本做不到。
皮埃爾·埃巴爾和我去列寧格勒，迎接乘船來的吉尤、希弗蘭、拉斯特和達比，然後我們上火車包廂一同回到莫斯科。幾天之後，還是這節包廂，將我們拉到奧爾忠尼啟則市；我們再換乘三輛舒適的轎車，穿過高加索，第三天到達第比利斯。我們抵達喬治亞的首府，比原定的日程晚到了一天，因此，喬治亞的那些詩人極其熱情地迎接我們，在山區邊境站等候了二十四小時。藉此機會我要講一句，他們那樣盛情的接待，那樣彬彬有禮，那樣無微不至的殷勤照顧，真讓我銘感五內。如果能發生什麼奇蹟，這本書到了他們手裡，那麼不管別人對他們說了什麼，但願他們知曉，我對他們始終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們初到第比利斯，未免大失所望，後來日益受這城市吸引，便逗留了兩周。我們又從第比利斯到卡奇列季遊玩了四天，非常愜意，從各種角度看都算得上最有趣的旅行，但是也相當勞頓，希弗蘭和吉尤就不大適應，回來時就聲明他們看得夠多了，也有了各種感受，想回法國去了。
同他們一道旅行確實開心，分手卻很遺憾，但後來天氣日益炎熱，旅途越發勞累，我們還是慶幸他們沒有再吃苦。
不過，我們旅行的第二階段則最有教益。安排比先前鬆了，假象少了，我們同老百姓接觸也更為直接；從第比利斯開始，我們才算真正睜開了眼睛。
這種高溫天氣，有人說二十年未遇，還有人說五十年未遇。可是，我們並沒有感到疲憊不堪，也沒有看到一點跡象，不料突然一場病，三周後就奪走了達比的生命。關於他的病，我不能不憤怒地駁斥一些含沙射影的攻擊。惡意最少的說法： 誤診。在蘇聯可能稱為「猩紅熱」，並將各種鏈球菌引起的一系列類似的炎症，都歸到這個名稱下。達比並沒有嘔吐，而我認為嘔吐是真正猩紅熱初發的癥狀。回到巴黎後，我在一本醫學雜誌的疾病統計表上看到，比較其他國家和其他疾病，猩紅熱在蘇聯發病率很高，我感到吃驚，不免推想在蘇聯，這個術語比在我國更有彈性，更好用（這樣講並不牽涉誤診——況且誤診在巴黎也會出現，我就有兩個痛心的例子： 夏爾-路易·菲利浦和雅克·里維埃爾，起初兩人都診斷為普通感冒，等發現是傷寒就太遲了）。這一點交代之後，我要明確地講，達比接受了最精心、最切實的治療，主治大夫是塞瓦斯托波爾的三位最好的醫生，女同志波拉在這種時候也盡心盡意，表現出了完美的忠誠。
還有，關於達比的筆記，我也必須駁斥另一種含沙射影的攻擊。他的幾本筆記，以及屬於他的所有文件，全由我轉交給了他的家人；不錯，是存放了一段時間之後轉交的。況且，他所寫的東西，絲毫也沒有能引起審查警覺的成分。他不止一次對我說，指望我站出來講話 ，而他特別想安靜和寫作，決不肯讓爭論來攪擾自己。他在最後的日子裡，幾乎一心考慮寫作，考慮這部小說；他對我談了不少，說他現在看得更清楚想寫成什麼樣子，就打算再拾起來，完全重寫；他動身之前已經寫了上百頁，依我看沒有保留什麼。
「一回去我就重新動手。」他一再對我們這樣說。他寫作的慾望十分迫切，甚至說要馬上獨自回國，假如我們在回程的路上，還要在敖德薩，再到基輔延長逗留的時間。
儘管有許多歡欣鼓舞的事，達比也和我，和我們大家一樣，看到不少事情深感痛心，因為他和我們一樣，到蘇聯只希望看見歡欣鼓舞的事。達比出身平民，從感情上和思想上，都緊緊同無產階級事業連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他天生缺乏戰鬥性，說他接近堂吉訶德，不如說他更接近桑丘·潘沙；他信奉蒙田式的明智，主張生活遠遠重於任何理想，而任何理想也不值得人為之獻出生命。他十分憂慮西班牙的事態，而他的憂慮甚至表現在這樣一點上： 他不能容忍別人對共和政府的勝利產生片刻懷疑。這種勝利，僅僅希望和相信還不夠，他還需要持續不斷地確保這種信念。然而，一聽傑夫·拉斯特說要去西班牙參加共和國民兵（不久之後，他果如所言），他就激烈地反對。那是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在塞瓦斯托波爾逗留的最後一天的前夕，我看見平時那麼文雅的人，真的衝動起來了，只因傑夫·拉斯特剛剛宣稱，他寧肯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願意眼看他們落進法西斯統治的魔掌。
「你說這種話，簡直慘無人道（我是頭一回聽見他用這種聲調講話）。」我們剛吃完晚飯，他用拳頭捶著餐桌，吼道：「你無權為了一種思想犧牲別人的性命，甚至無權犧牲你自己的性命。生命比什麼都寶貴。」
他還講了許多話，突然變得口若懸河。當然，傑夫也不甘示弱： 我則在一旁聽著，根據各人所講的話，時而贊同這個，時而贊同那個；更確切地說，我固然更讚賞傑夫及其激情，但主要還是贊成達比及其具有反抗性的良知。當時我尤其在想，人類中最好兩者都有，最好彼此相制約。但是，我突然聽見傑夫用「懦夫」的字眼反駁達比，就馬上干預，表明反對在我們之間用這一字眼，如果說投身戰鬥往往需要很大勇氣，那麼宣布不參加戰鬥，有時需要的勇氣也不見得小。
寫到此處，我猛然想到齊奧諾 及其《拒絕服從》。達比十分喜愛齊奧諾，有些方面也像他。兩個人過去乃至現在，在很高的程度上，都有品位和「湯的感覺」（唯獨同樣具有這種感覺的人，才能理解這話的含義 ）。我們在喬治亞的時候，經常談論齊奧諾，心想這個草木繁盛的蠻荒國度，是特意造出來討他喜歡的，也想到有時他一定很痛苦，是的，「湯的感覺」，到處都淡薄了。
這次旅行參觀，倒不是達比不感興趣，但是比起我們來，他畢竟參與活動少了，不那麼投入了，越來越抽身獨自行動，去看書或寫東西，或者向女士獻殷勤 。當時他在看我帶去的蒙戈爾的譯本《死魂靈》，有時還讓我欣賞某一段。尤其果戈理放在他《詩歌》第二卷卷首的四封信，我在《訪蘇歸來》中引用了幾行。這些文字及其他文字讓我們產生懷疑，是不是真像有人常說的那樣，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