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
我的《訪蘇歸來》一發表，就給我招來許多謾罵。羅曼·羅蘭的責難令我難過。我從未仔細品味過他的作品，但是至少我十分敬重他的精神人格。我的憂傷來源於此： 在竭盡表現其偉大之前生命便完結的人何其寥寥。我相信《超然於混戰之上》 的作者，肯定要嚴厲評價老邁的羅蘭。這隻老鷹築好了巢，就在巢中安歇了。
除開謾罵者，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評。我寫此書是為回答善意批評者。
在所有人中，平常極為聰明的保爾·尼贊 ，卻對我作出一個極特殊的指責：「把蘇聯描繪成一個不再變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在哪裡看到這一點。我已然說過，蘇聯月月都在變。正是這種情況令我害怕。蘇聯的狀況逐月惡化，越來越遠離我們期望於她的當時和將來的樣子。
自不待言，我讚賞你們信任和愛戴的一貫性（我這樣講並無譏諷之意）；然而，同志們啊，你們開始不安了，承認這一點吧。你們越來越惶恐地發出疑問（比如說面對莫斯科審判 的問題）： 我們要一直贊同到什麼地步？你們的眼睛，遲早會睜開，而且不得不睜開。到那時，你們這些正派人就會問自己： 我們怎麼可能這麼久閉著眼睛 ？
再說，最了解情況的那些正派人，也不大反對我的論點，他們只是尋找並提出一些解釋的理由。是的，解釋，同時也是辯解，為糟糕的事態辯解。須知對他們而言，僅僅說明如何走到這步田地還不夠（歸根結底，這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還必須證明走到這步田地是對的，至少先經過這一步再求更好是對的；還要證明，沿著同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理想背道而馳的這條路走下去，照樣能通向共產主義，舍此沒有別的路可走，唯獨我一點也不得要領。
有人說我這本書觀察太膚淺，匆匆下判語。就好像蘇聯令我們著迷的不正是第一層表面！就好像不是更加深入觀察，目光就不能碰到最糟的情況。
恰恰在果實的深處隱藏著蛀蟲。然而，當我對你們說： 這個蘋果蟲蛀了，你們卻指責我沒有看清楚——或者指責我不喜愛蘋果。
假如我只停留在讚賞上，你們絕不會指責我（膚淺）了，可是那樣一來，我就名副其實膚淺了。
你們這類批評，我早已領教過。我的《剛果之行》和《查德歸來》 ，也差不多招來類似的批評。當時有人駁斥我：
1．我所指出的濫施淫威是個別現象，並沒有產生嚴重後果（我所指出的事實，他們畢竟否認不了）。
2．要找出足夠的理由讚賞現狀，只需比較原先的狀況，（殖民地）被征服前（我差點說： 革命前）的狀況。
3．我感到痛心的種種現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我卻不解其故： 這是為了更好前景的陣痛。
那時對我的批評、抨擊和謾罵，全來自右派勢力；而你們這些左派人士，那時就不大考慮我明顯是「外行」，抓住我那些聲明如獲至寶，認為正符合你們的方向，可以為你們所用。同樣，到了今天，假如我只讚揚蘇聯，說那裡萬事如意，你們也就絕不會指責我這麼外行了。
不管怎樣（只有這一點對我很重要），後來，調查委員會在剛果證實了我指出的一切。同樣，我收到的大量見證、我所能看到的報告、公正的觀察家（不管他們現在是，或者去蘇聯參觀之前曾經是多麼偉大的「蘇聯的朋友」）的記述材料，紛紛來證實我對蘇聯現狀的看法，同時也增加了我的擔憂。
我的《剛果之行》一大弱點，我的見證極脆弱之處，就是我不能講出資料的來源，不能點出他們的名字而使他們受罰；他們相信我謹慎而向我提供了情況，或者給我看了通常不宜公開、我也不便引用的文件。
有人指責我根據極少的事例，作出極大的判斷，看到幾個孤立現象，就匆忙得出輕率的結論。我觀察並列舉出來的事實，也許一點不錯，但那是極個別的，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我只講了我觀察到的最典型事例（下文中，我還要舉出一些事例）。本書剛寫的時候，我就認為沒有必要堆砌那麼多報告、數字和統計數據。首先因為，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只採用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情況；其次，也因為我不十分相信官方數據。特別是這類數據這類「圖表」（況且我也研究過），在別處也能見到。
不過，既然有人向我提出來，我就舉出幾個實例說明。
菲爾南德·格列尼埃、讓·彭斯和阿萊桑德里教授，我想是集體去蘇聯旅行的，另外大約還有159人，同他們一樣是「蘇聯的朋友」。這三位指控者（被告就是我）所做的見證，如果有些混同，那絲毫也不奇怪。他們為了證明我錯了，引用了同樣的數據，即他們不經核實就接受提供給他們的數據。
我力求解釋他們的數據，為何同其他見證人舉出的數據不相符合： 其他見證人長期在蘇聯工作，有時間深入「下層」，當然更加了解情況——而那162位遊人僅僅走個過場： 他們的行程前後二十天，從8月14日至8月28日，在俄羅斯總共逗留十四天。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能看到許多，但僅僅是別人安排他們看的東西。他們誰也不會講俄語（我指的是三個指責我的人）。我希望，這回他們也允許我認為，他們的聲明未免膚淺。
我已經說過，在法屬赤道非洲 ，只要有人「陪同」旅行，我就覺得幾乎一切都很美好。我一旦離開總督的轎車，決定獨自徒步走遍整個地區，以便同土著人直接打交道，歷時六個月，我才開始看清楚了。
唔！在蘇聯，我當然也參加過那些模範工廠、那些俱樂部、那些學校、那些文化園、那些託兒所，也同樣令我欣喜；我完全同格列尼埃、彭斯和阿萊桑德里一樣，巴不得自己被迷住，再以此去迷住別人。自迷和迷人該有多痛快呀，真希望我點了名字的這些人要確信，我一定有極大的理由，才能抵制這種迷惑，而我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輕率地」下了結論。
讓·彭斯的誠意令人敬佩，他那深信不疑的態度也令人感動 ，就像一切天真幼稚的舉動那樣。別人說什麼他信什麼，不去考察，當然也不作批評，一如我本人初到時的表現。
看到他舉出的（或者阿萊桑德里和格列尼埃舉出的）某些數字，例如一座工廠的產量，我也承認非常了不起。不過，我也請這些同志考慮一下《真理報》透露的情況，以下便是我從1936年11月12日那期摘錄的：
「第二季度，雅羅斯拉夫工廠提供的汽車零件總量（這是大肆宣揚的官方統計看重的唯一數字）中，計有4000件廢品，而第三季度，廢品則達到27270件。」
在12月14日一期上，《真理報》談到某些工廠生產的鋼時，寫道：
「2—3月份，就淘汰了4.6%的廢鋼，而9—10月份，則淘汰了16.20％。」
「有人破壞。」會有這種說法。近來審理的幾件大案，就好像為這種說法提供依據（而且互為佐證）。然而，由此仍舊可以看出，這些廢品正是人為的生產冒進所付出的代價。
計畫固然非常美妙，但是，鑒於現有的「文化」水平，要超過一定的產量，只有巨耗才可能。
依傑夫斯克工廠生產的損耗，從4—8月份為416000盧布，而僅僅11月份，就高達176000盧布。
運輸卡車頻繁出車禍，既有司機疲勞駕駛的緣故，也有汽車質量差的原因。1936年經過檢驗的9992輛汽車中，就有1958輛不合格。某個運輸部門24輛貨車，23輛不能運行；另一個運輸部門52輛車，則有44輛不能運行。（《真理報》1936年8月8日）
1935年計畫公布的唱片產量為50000000張，其中很大部分要由諾金斯克工廠生產，即4000000張；然而，這家工廠只生產了1992000張，次品卻高達309800張。（《真理報》1936年11月18日）1936年第一季度產量，只達到計畫指標的49.8%；第二季度產量，則達到32.8%，而第三季度，就只有26%了。
一方面產量逐漸下降，而另一方面，廢品數量卻飆升：
第一季度……156200件廢品，
第二季度……259400件廢品，
第三季度……614000件廢品。
至於第四季度，完整的結果還沒有公布，但是有理由預料情況還要糟，因為僅10月份，就出了607600件廢品！由此可以判斷出，每件合格品的「成本價」會有多高。
「勞動英雄」廠供應給莫斯科小學生的2000000冊練習本，99%無法使用。（《消息報》1936年11月4日）在羅斯托斯，不得不扔掉8000000冊練習本。（《真理報》1936年12月12日）
一家合作社售出的150張椅子，就有46張一坐就斷裂了。供應的2345張椅子，就有1300張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