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蘇聯之前我就寫道：
我認為，作家的價值同激勵他的革命力量相關聯，更確切地說（我畢竟不是那麼狂熱，僅僅認同左派作家的藝術價值），同他的對立力量相關聯。這種對立的力量，既存在於博絮埃 、夏多布里昂身上，或者今天的克洛岱爾身上，也存在於莫里哀、伏爾泰、雨果，以及許多作家身上。在我們這種社會形態中，一個偉大的作家、偉大的藝術家，基本上是不安分的，總要逆潮流而動。但丁、塞萬提斯、易卜生、果戈理……無不如此。莎士比亞及其同時代人，似乎情況不同了，關於這一點，約翰·阿丁頓·塞蒙德講得精彩：「那個時代的戲劇藝術之所以達到那樣高度……恰恰是因為他們（作者）的生活和寫作，同全體人民心心相印。」 索福克勒斯恐怕也不是這樣，荷馬則肯定不是，我們覺得，希臘是通過他的口在歌唱。也許再也不逆潮流而動了，有朝一日……恰恰是這種前景，將我們充滿疑慮的目光引向蘇聯： 革命的勝利，就要促使其藝術家隨波逐流了嗎？因為，產生這樣一個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消除了藝術家抗議的一切動因，又該是什麼局面呢？藝術家不必再起而抗爭，那麼除了隨波逐流，還有什麼可做的呢？當然，只要還有鬥爭，只要還沒有完全確保勝利，藝術家就可以描繪這種鬥爭，就可以參加戰鬥，為勝利貢獻力量。但是，勝利之後……
我前往蘇聯之前，就思考這樣的問題。
「您要明白，」X向我解釋說，「這絕不再是公眾所要求的，絕不再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東西。他寫過一出芭蕾舞劇，非常出色，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指肖斯塔科維奇，有些人向我談起他時，那種溢美之詞純粹是給予天才的。）可是，民眾聽完一出歌劇，出了劇院連一支曲調都哼不上來，還要那歌劇幹什麼呢？（什麼！他們居然到了那種地步！其實，X本人也是藝術家，藝術造詣很高，此前他向我講的話一直很有見解。）
「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人人都能理解，並且當即理解的作品。這一點，如果肖斯塔科維奇自己感覺不到，那麼別人乾脆不再聽他的作品，就會讓他感覺到了。」
我則反駁說，最美妙的作品，甚至後來能成為大眾最喜聞樂見的作品，有時起先只能得到極少數人的賞識；就連貝多芬……當時我恰巧帶著一本書，便遞給他：「喏，您看看這段。『數年前，我（講話者是貝多芬）在柏林舉行一場音樂會。我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想必真達到了某種境界，期望是一次真正的成功。然而您瞧： 我拿出了靈感的最佳創作，台下卻毫無讚許的表示。』 」
X也向我承認，像貝多芬那樣一個藝術家，遭受這樣一次失敗，就很難東山再起了。「您應當明白，」他繼續說道，「我國的一位藝術家，首先必須路線正確。否則的話，多高天賦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義』。對，這正是我們找到的詞兒，用來指我們不願意看或不願意聽的一切。我們要創造出一種新藝術，無愧於我們這樣偉大人民的藝術。藝術，今天必須是大眾的，否則就稱不上藝術。」
「你們這就是要迫使所有藝術家隨大溜兒，」我對他說道，「而那些最優秀的，不會同意玷污他們的藝術，哪怕讓藝術屈從也不幹，你們就要迫使他們沉默。你們口口聲聲說，要為文化服務，要發揚光大和捍衛文化，將來肯定要成為文化的恥辱。」
於是，他就反駁說，我這是資產階級思維方式，而他卻堅信，馬克思主義既已在許多領域碩果累累，那麼也會創造出藝術品。他還補充說，新作品之所以尚未出來，就是因為人們太看重舊時期的作品。
他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簡直像講課或者背課文。這場談話是在索契賓館大廳。我不再答話，乾脆走開。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又到我的客房來，這次卻壓低聲音說：
「咳！我當然清楚了……可是剛才，有人在聽我們談……而我的畫展很快就要開幕了。」
X是畫家，要展出他近期創作的油畫。
我們抵達蘇聯時，關於形式主義的大論戰，還沒有清理乾淨。我試圖弄明白他們用這個詞要表達的意思，覺得抓住這樣一點： 但凡藝術家對「內容」的興趣少於對「形式」的興趣，就被指控為形式主義。還要馬上補充一句： 作品的「內容」，只有遵循某種方向，才被認為值得關注（更確切地說，才能被容忍）。藝術作品一旦喪失方向，因而喪失「意義」（我這裡玩起文字遊戲 ），就將定性為形式主義。我得承認，一寫下「形式」和「內容」這些詞，就不免覺得好笑。然而，看到這種荒謬的劃分將決定文學藝術批評，就不是笑而應當哭了。這種做法，從政治角度上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文化也就免談了。一旦不能自由批評了，文化也就陷入危機。
在蘇聯，一部作品再怎麼優美，只要背離路線，就要遭到鄙棄。美，被視為資產階級的一種價值觀。一個藝術家再怎麼有天才，只要不遵循路線創作，公眾的注意力便轉移，離他而去；對藝術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時宜，合了時宜，其餘的一切就會隨之而來。
在第比利斯，我有機會看了一個現代畫展，隻字不提也許會顯得大度些。但是，歸根結底，這些藝術家達到了目的，即（通過圖像）教育人，說服人，團結人（這些圖像的主題，取材於斯大林的生活片段）。唔！這些人，當然不是「形式主義者」！只可惜，他們也不是畫家。我從而聯想到，阿波羅為幫助阿德墨托斯 ，不得不熄滅自己的全部光輝，結果再也沒有作出任何有價值的——至少讓我們看得上眼的東西。不過，無論革命之前還是之後，蘇聯造型藝術從未有過上乘之作，最好還是談文學吧。
「我年輕那時候，」X對我說，「有人向我們推薦某些書，建議不要看某些書，而我們的注意力，就自然而然轉向後一部分書。今天就大不一樣了，青年人只看推薦給他們的書，其他的書，連看的願望都沒有。」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例，他也就是這樣沒有什麼讀者了，誰也說不準究竟是青年離開他，還是有人將青年的目光從他身上引走——人的頭腦經過了深加工。
如果是必須響應某種號令，那麼思想至少還能感到不自由。然而這樣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號令就先行響應，思想就連受奴役的意識也喪失了。如果有人來對蘇聯青年說他們思想不自由，我認為他們許多人會感到驚訝，會予以反駁。
有些利益總是在喪失之後才認識其價值，要體會這一點的最好辦法，莫過於去蘇聯（或者去德國，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時間，這有助於我們珍視在法國還享有的、有時也被我們濫用的無比寶貴的思想自由。
在列寧格勒，要參加文人和大學生的一次集會，他們讓我準備一篇簡短的演說。當時我到蘇聯僅僅一周，還盡量保持和諧的聲調。我把講稿交給X和Y。他們隨即讓我明白，講稿既不合路線，也不合基調，我準備講的話顯得極不妥當。哦，當然啦！後來，我自己也豁然開朗了。而且，這篇講稿，我也沒有機會發表，便收錄如下：
經常有人問我對蘇聯當前的文學有什麼看法。我想說明一下為什麼拒絕表態，也可以藉此機會，說明高爾基隆重葬禮那天，我在紅場上宣讀的講話中的某些觀點。我談到蘇維埃共和國的勝利本身提出的「新問題」，還說這些問題能在歷史上產生，並且引起我們思考，是蘇聯的一項不小的光榮。我認為文化的未來，同這些問題可能解決的方式緊密相關，因此重新談一談，再作幾點說明，看來是不無必要的。
……
大多數人，甚至包括一些最優秀分子，從不欣賞一部作品中嶄新的、潛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們只歡迎已經熟悉的東西，即平庸的東西。當初有資產階級的平庸，同樣，現在有革命的平庸，確信這一點很重要。必須堅信作品中附和一種學說，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顛撲不破的一種學說的東西，從來不能賦予藝術作品以深層價值，並使其流傳下去。作品具有深層價值並能流傳下去的原因，恰恰在於它提出新的疑問，超前提出疑問，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問題。我十分擔心，充滿純馬克思主義精神，並藉此今天獲得成功的大量作品，過不了多久，就會讓來接觸的人聞到無法忍受的診所味；而我認為，作品只有擺脫這種顧忌，才最有價值。
自從革命勝利，建立政權並鞏固之後藝術便經歷了一場巨大的危險，即正統的危險，就跟藝術在法西斯高壓下所經受的危險一樣大。藝術屈從一種正統觀念也就完蛋了，即使那是最健全學說的正統觀念。藝術要陷入故步自封。獲勝的革命能夠也應當向藝術家提供的，首先就是自由。沒有自由，藝術也就失去意義和價值了。
沃爾特·惠特曼在林肯總統遇害之際，寫出他最美的一首詩歌。然而，這自由之歌如果是勉強寫出來的，惠特曼如果是被迫接受指令，按照既定的格式寫作，那麼這首「輓歌」就可能喪失其品質與美感，甚或惠特曼就根本寫不出來。
大多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