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蘇呼米不遠的這座煉油廠，一切都顯得十分出色： 食堂、工人住宅、工人俱樂部（工廠我一竅不通，只有讚賞的份兒）。在俱樂部的一間活動室，照例貼著「牆報」，我們走近前瞧一瞧。我們沒有時間看所有文章，在「紅色救援」的專欄里通常有關於國外的報道。而我們奇怪沒有看到一篇有關西班牙的消息，但是近幾天來那裡來的消息令我們擔心。 我們掩飾不住摻雜幾分傷心的詫異。隨後氣氛有點尷尬。主人感謝我們指出這一點，表示一定予以考慮。
當天晚上的宴會上，照例頻頻舉杯祝酒。為宴會的所有人和每一位客人健康乾杯之後，傑夫·拉斯特站起來，用俄語提議，為西班牙紅色陣線的勝利乾杯。大家熱烈鼓掌，但是我們覺得仍有點不自然。隨即作為應答： 為斯大林乾杯。我也舉起酒杯，為德國、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的政治犯乾杯。這回，大家都很坦然，滿懷激情地鼓掌。然後，緊接著又為斯大林乾杯。由此也可看出，大家都知道，對德國和其他國家法西斯的受害者該持什麼態度，而對西班牙的動亂和鬥爭，全國輿論和個人見解，都在等待尚未表態的《真理報》的指示，在了解其如何看待之前，誰也不敢貿然發表意見。直到過了幾天（我們已經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一陣巨大的聲援浪潮，才從紅場掀起，席捲各個報刊，到處組織簽名聲援和志願捐助西班牙政府。
在這座工廠的辦公室，一張具有象徵意義的巨幅畫，給我們極深的印象，只見斯大林居中，正在講話，政府成員分列兩側正在鼓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處可見，斯大林的名字掛在所有人的嘴邊，對他的頌揚，也無一遺漏地納入所有講話中。尤其在喬治亞，只要走進一戶人家，不管房屋多麼簡陋，多麼骯髒，都能見到掛在牆上的斯大林像，也許原先那正是放聖像的地方。是崇拜、愛戴還是懼怕，我不清楚，反正他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我們從第比利斯去巴統，途經戈里小鎮，斯大林的出生地，我想給斯大林發一封感謝電，無疑很合禮貌，感謝我們在蘇聯處處受到熱情歡迎，受到宴請和款待。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機會了。到了郵局門前，我讓車停下，遞進去電文稿，大致內容是：「在我們美妙的旅行中，途經戈里，我由衷地感到需要向您……」可是到此處，翻譯停住，他說： 我絕不能這樣講話。如果「您」是指斯大林，僅僅稱呼「您」根本不夠。這樣一點兒也不尊重，必須加點兒什麼話。由於我迷惑不解，他們就商議一下，然後向我建議：「您，勞動者的首領」，或者「人民的導師」，或者……記不清還有什麼了。 我覺得這種做法實在荒唐，爭辯說阿諛奉承反而貶低了斯大林。我爭也白爭，毫無辦法。我只有同意加上這些話，他們才肯接受我的電報。由於這是譯文，我根本無法核對，也就懶得爭了，但同時推卸一切責任，不免傷心地想道，這種種現象，更加拉大了斯大林和人民之間巨大的、難以逾越的距離。我在蘇聯應邀發表的各種講話致辭 ，也已看到翻譯中有類似的修改與「更正」，於是不久我就聲明，在蘇聯逗留期間 ，任何用俄文發表的我的講話，我一概不予承認，到時我會講出原話的。這便成就了本書。
唔！這類細微之處的篡改，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我當然不會認為有任何惡意，倒是相信他們渴望幫助一個不懂當地習俗的人，而他也巴不得入鄉隨俗，言論和思想合乎人家的規矩。
在制訂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畫時，斯大林認為有必要進行一系列調整，表現出極大的智慧、極為聰明的靈活性，以至有人不免產生想法： 能不能更大程度地保持連貫性；這種逐步脫離最初的路線，背離列寧主義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如果更加恪守原來的路線，人民是不是就不必付出超人的努力了。總而言之，大失所望。讓人失望的，如果不是斯大林，那就是人，是芸芸眾生了。經過多少鬥爭，灑了多少鮮血和淚水，人們企圖爭取的，想要得到的，並且以為就要得到的東西，難道真就是「人力所不及」嗎？究竟是還得繼續等待，還得忍耐，還是必須將希望推得遠一些呢？這就是在蘇聯，人們憂心忡忡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一閃過腦海，就已經叫人萬難承受了。
經過多少月、多少年的艱苦奮鬥，人們有權發出疑問： 他們到底能不能稍微抬起頭呢？——人的額頭從未垂得這麼低。
與最初的理想相去甚遠，這一點無可懷疑。但是我們能夠就此懷疑，人們當初想得到的不可能馬上實現嗎？究竟是理想破產，還是碰到意外的困難適時進行無可爭辯的調整呢？
從「狂熱信念」到「講究策略」的過渡，勢必會導致一種「蛻變」嗎？須知這裡所涉及的，不再是理論問題，而是進入實踐領域了；必須考慮menschiliches，allzumenschiliches ——也必須考慮敵人。
斯大林的大量決定，近期的幾乎所有決定，都是根據德國，根據恐德作出來的。逐漸恢複家庭、恢複私有財產和遺產，也就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釋了： 務必讓蘇維埃公民感到有點個人財產要保衛。不過這樣一來，最初的追求就逐漸減弱，進而消失，目光不再向前看了。有人會對我說，這樣做是必要的、緊迫的，因為，來自側翼的襲擊，很可能就要毀掉他們的事業。然而，從妥協走向妥協，事業也必定受損害。
另一種懼怕，就是怕「托洛茨基主義」，以及那裡如今所謂的「反革命思想」。有些人就是不同意這種讓步是必要的，認為所有這些妥協就是一次次失敗。偏離當初的指令，可能找到一些解釋和理由，但是在他們看來，這種偏離才是首要的問題。而今天對人的要求，則是服從的精神，跟隨潮流。誰公開表示不滿，誰就要被看成「托洛茨基分子」。因此，有人不禁要問，假如列寧本人今天重返人間……
說斯大林永遠正確，就等於說斯大林什麼都正確。
「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當初對我們的許諾，而如今卻相去甚遠。專政，對，顯而易見；但那是一個人的專政，不再是團結一致的無產者、蘇維埃的專政。萬勿自欺欺人，必須明明白白地承認： 這絕非人心所願。再進一步，我們甚至要說： 這恰恰是人心所不願。
在一個國家消除反對派，哪怕只是阻止反對派表達見解，形成力量，也是極為嚴重的事情： 這要走向恐怖主義。一個國家全體公民思想一致，當權者執政當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對這種思想貧窮化，誰還敢談論「文化」？沒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邊呢？我認為，傾聽反對派別的聲音，必要時甚至予以照顧，同時謹防其危害；與之鬥爭，而不是將其取消，這才是大智大勇。取消反對派……幸好斯大林沒有得逞。
我於1910年就寫過：「人類並不單純，必須接受這一點；凡是簡單化、一體化的企圖，凡是要從外部擠壓成形的企圖，無論何時都是可憎的，會造成極大的破壞，會滑稽到令人髮指的地步。須知亞他利雅 最為氣惱的是，始終有個約阿施；大希律王 最為氣惱的是，始終有個逃脫的神聖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