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曾表明，我讚賞並熱愛蘇聯。那裡的嘗試前所未有，讓我們心中充滿希望，期待那種嘗試獲得巨大進展，並帶動全人類向前飛躍。當時我就想，為了領略這種新生，當然有必要活著，貢獻一生助其成功。我們在心中和頭腦里，毅然決然將文化的前途繫於蘇聯的光輝命運。這一點我們再三重複，但願還能夠這樣講。
前往參觀之前，近來的一些決策，似乎已經顯示： 那裡開始轉向了。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們的擔心。
於是，我（在1935年10月）寫道：
也正是對蘇聯的這種愚蠢而無理的攻擊，極大地促使我們今天執意捍衛她。他們，那些狂吠者，恰恰在我要停止讚許她時，就開始讚許她了，因為他們要讚許的，將是她的妥協、讓步，即授人以柄的東西：「你們都瞧見了吧！」但她也將由此背離她當初追求的目標。但願我們仍然盯著這個目標的目光，絕不會因此緣故而從蘇聯移開。
（《新法蘭西評論》1936年3月）
不過，在充分了解情況之前，我仍固執地抱著這種信賴，寧願懷疑自己的判斷有問題。就在抵達莫斯科的四天後，在紅場為高爾基舉行葬禮時，我在演說中還表明：「在我們的頭腦里，文化的命運同蘇聯的命運緊密相連，我們將捍衛蘇聯。」
我一貫明確地表示，一個人始終堅持己見，這種願望多半有喪失真誠的危險。我認為真誠之所以重要，正因為事關大多數人和我們本身的信仰。
如果一開始就失誤了，那麼我最好及早承認，因為在這件事情上，我對這種過錯所誤導的人負有責任。這種情況就免談自尊心，況且我也沒有多少。在我的心目中，還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蘇聯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
難道一開始我就看錯了嗎？一年略多一點時間以來關注蘇聯的事態的人給我說一說，到底是我還是蘇聯變了。所謂蘇聯，我指的是蘇聯的領導人。
還有一些比我在行的人會說，這種轉向也許只是表象，而我們所見的前後不一，也許只是某些先前安排的必然結果。
蘇聯處於「建設中」，務必在心裡不斷重複這一點。由此產生異乎尋常的興趣： 要去那片正在分娩的廣袤大地盤桓數日，就彷彿親臨誕生未來的現場。
那裡有好也有壞。我應當說： 有極好也有極糟。大好局面，往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努力，並不是每時每地都獲得預期的效果。有時就會想： 時候未到。有時，極糟伴隨著極好的，並行不悖，簡直可以說，極糟是極好的結果。從最明亮到最陰暗，過渡突然得令人咋舌。前去旅行的人，往往根據定見，只對這一點或那一點感興趣。蘇聯的友人，也往往無視壞的方面，至少不願承認其壞；因此，談及蘇聯，實話往往基於恨，假話往往出於愛。
然而，我的思想則不同： 對於自己希望能始終如一地擁護的人，我要求極為嚴格。僅限於頌揚，這樣表達熱愛實在糟糕，我認為毫無顧忌，直言不諱，就是極大地幫助了蘇聯，幫助了她所代表的事業。我要提出批評，正是由於我欽佩蘇聯，欽佩她已實現的奇蹟，也由於我們還對她有所期待，尤其她還會讓我們產生希望。
誰能說得明白，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著什麼？不只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嚮導。我們所夢想的、幾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終致力追求的卻在那裡發生了。由此可見，在一片土地上，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而且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讓我們心中充滿渴求。最艱難的事似乎已經做到了，而我們以所有受苦受難的民族的名義，歡欣鼓舞地貿然投入她所進行的這場鬥爭。
即使失敗了，那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還會感到同心同德呢？不過，失敗的一閃念就無法接受。
假如某些默許沒有照辦，那麼應當譴責什麼呢？應當歸咎於最初的指令呢，還是應當歸咎於執行中的偏離、違背，歸咎於無論多麼有理由的妥協呢？……
一方面是蘇聯樂得並理應驕傲地展示的東西，另一方面是我所能看到的情況，對這兩方面的個人思考，我都在這裡和盤托出。蘇聯的成就，大多令人讚佩。她在全國範圍內，展現了喜人的幸福圖景。我在剛果曾離開總督的汽車，設法直接同所有人、同任何人接觸，了解情況，而讚許我這種做法的那些人，是否會責備我把同樣做法帶到蘇聯，不受一點迷惑呢？
我並不掩飾，敵對的黨派——「熱愛秩序可以和喜好專制暴君混為一談」 的那些人——想要從本書獲取表面看來對他們有利的東西。假如我不是堅信不疑，這本書就不會發表，甚至不會寫出來： 我堅信蘇聯最終能戰勝我指出的特定錯誤，另一方面則更為重要，即： 一個國家的特定錯誤，不足以抹殺一項國際性的、全人類事業的真理。謊言，哪怕是默認的謊言，看上去倒可能顯得很合時宜，堅持謊言也同樣如此；但是，這正中敵人的下懷。而真話，講出來再怎麼令人痛心，刺傷也只能是為了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