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謝普瓦延-貝利勒熱心為我提供下面的情況。
Ⅰ
征服查德以後，法國軍人除了後勤部發的口糧，只能拿到四十到五十法郎月薪。這種措施一舉多得： 在轉賬十分困難的當時，免除了這一麻煩；迫使軍人攢錢，他們要在回國時，到布拉柴維爾領取補發的整個查德服役期間的軍餉，但同時也迫使他們不按土著當地產品實際價值付錢。
一開始，這些產品的行市沒有貨幣定價，甚至根本就沒有定市價，也沒帶來多大不便。但自從買賣的收入變得很有把握，進口產品被投入查德市場並且不再僅僅是首領才能購買這些外國產品，不公現象便開始了。即使在戰前，法郎貶值前，土著被迫購買或自己想購買的進口產品的價格與強加給這同一個土著的農產品或自己製造的產品的價格之間就已經沒有可比性了。不公於是產生。買便宜貨是法國人最重視的生活習慣，正因為他們又有能力把這變成一條準則，便更加在意。自1918年進口產品不斷漲價，直到1926年，沒有人想過（或者即使想過也會把它當成不愉快的想法而趕走）付給土著的價格應該提高。十幾年前，拉密堡地區當地產品的價格大約是這樣： 一頭牛25—50法郎；羊1.50—2.50法郎；肉，零售每公斤0.20到0.25法郎；蛋，一個甚至兩個，0.05法郎；雞0.25到0.5法郎；黍每公斤0.05法郎；奶每升0.10法郎；花生油和黃油每升0.70法郎。那時，雖然生活費用明顯對於歐洲人非常低，但不生產而必須在市場上購買必需品的土著的物質生活也還是容易的。上述比較僅限於當地產品。可是，法郎在貶值，不公也在增長。以最常見的進口商品為例，1925年末，一碼粗布十法郎，而1918年頂多0.75法郎。其他進口產品的價格都以同樣比例上漲。
由於歐洲人一意壓低當地產品的市價，土著也可以便宜地買到食品。主要食物黍每公斤0.05法郎，每百升4法郎，大大低於實際價值。生產者受到損害，但本地消費者卻從歐洲人強加的定價中獲益。歐洲人想要的就是省錢地生活，這種意願不講任何道理和公平。
1925年底，一個新因素的出現使問題複雜化： 黍到處都歉收，許多地區顆粒無收。十二月，幾噸運到拉密堡市場上的黍，按照政府命令，要以比鄰近的喀麥隆市場低很多的價格出售，拉密堡於是出現一粒黍都買不到的局面。直到正式宣布徹底自由買賣，黍才在拉密堡市場上重新出現。每個市場上投放的數量都能滿足當地居民的需要，但價格很快漲了上去，一連數月保持每公斤1.5法郎。土著的生活指數陡然從1升至20，甚至更高。這之前，供給拉密堡的歐洲人的產品價格已經略有提高，而在叢林里，卻仍保持1918年的價格。在拉密堡，黍漲價後，一隻雞0.75到1法郎，肉店的肉每公斤1法郎，一個雞蛋0.10法郎。生活費用和1918年相比，對於歐洲人平均上漲了150％，而對於土著，用貨幣計算，黍的消費翻了二十倍，而進口產品則漲了1500％。換句話說，1918年，只要三隻雞就能買二十公斤黍，或一碼多粗布；而1926年初，要賣三四隻雞才能得到兩公斤黍，十隻雞才能買一碼粗布。例子不勝枚舉，結果將會完全一樣，無懈可擊。
德·科佩總督的到來可以說阻止了一場災難，因為之前當地政府有個既簡單又實施不了的想法： 對黍徵稅。當時，如果採取了這個措施，黍就會從所有市場上消失；如果村子裡還有儲備，就得要手持武器去徵收了。但由於村裡沒有儲備，這樣一項旨在獲得實際收效的措施就將毫無效果，而且，還帶來不利方面，就是中間商不願到喀麥隆和奈及利亞去進貨。要知道自由交易激發很多人經商，可以這麼說，多虧那些中間商，饑荒沒有在拉密堡地區肆虐。他們以五法郎銀幣購買黍，同時考慮到當地銀價的波動性（二十到三十法郎紙幣值一銀幣），黍大約是以每公斤一法郎紙幣賣給他們的。這個價格之外，要加上船、牛、人的運輸費，還有途中產生的開支，拉密堡市場上每公斤1.50法郎的價格並不過分。
當地產品面向歐洲人漲價已成定局，不是德·科佩，換了誰要想反對都必然有失公正。應該指出的是土著一般並未濫用給他們的自由。1926年12月，拉密堡每公斤牛羊肉賣2法郎，一個雞蛋0.25法郎，一隻雞2.50至4法郎，黃油和花生油每升5到6法郎，奶每升0.50法郎。和1918年相比，所有產品物價平均增長百分之六七百，如果考慮到1918年，價格由政府制定，生產者沒有發言權，在官方價格與產品的市場售價之間存在相當差異，這一增長就很正常。
貿易自由帶來的生活費用的上漲引起可謂普遍的不滿，不滿的另一原因則是工資待遇沒有以同樣比例提高。事實不錯，但（除了政府為了競選目的而優待的公務員，比如小學教師）同樣的不平等在法國也存在。殖民地單身一級行政官員，1917年在巴黎領八千法郎薪金，今天領兩萬四千六百法郎。只要這個制度給他的辦事人員報酬低——而且永遠都將如此，因為人實在太多——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會忍不住對土著不夠慷慨。
支持查德自由貿易還能提出的一點，就是在我們的所有殖民地，這一自由取代了歐洲人一開始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自由。別的地方是逐步實施的；在查德，情況所迫，收成不好，必須讓土著搞到收入可以購買昂貴起來的黍，不得不有些粗暴行事。必須這樣做，而且這樣也很好，人們會很快習慣新體制，批評它的理由只能是個人利益，絲毫沒有最基本的公道考慮。
唯一的障礙是土著離開了他的村子、他的臨時居所、他日常生活的點滴習慣，便缺乏尺度和判斷力。一直習慣於忍受首領專制的他，很可能由於商業領域得到的與白人平等相待的權利而不知所措。也許，通過可調整的市場價目表，規定合適的價格，並強制實行，會更好地保護當地生產者。
在黑人地區，尤其是伊斯蘭化的地區，權威，即使有失公正，也比那些在我們的臣民看來有些軟弱、放棄權力的最好的措施可取。權威必不可少，正因為幾年來白人在查德的威信大為下降，尤其是在下沙里河一帶，我們的統治只是徒有其名。如果我們不儘快恢複在首領們和他們轄下的村民正在失去的記憶，我們就將迅速走向無政府狀態，不愉快的事件將會發生。誠然，需要關心土著，愛護他們，但如果他們感覺到領導他們的人軟弱無力（過於明顯的善意總會被他們視為缺乏力量），首領在他們眼裡很快便不再是首領。
Ⅱ
我正要授權將這本書付印，有人給我拿來一期《巴黎評論》（1927年5月1日號）。很榮幸，蘇代先生在這期上對我這部遊記第五章末尾的幾行文字做出反駁。
沒必要回應。但讀者可能忘記我當時指的是哪些文字了，請蘇代先生允許我在此轉引：
「……您痴迷《布里塔尼居斯》？當然，劇情構建得很好，寫得不錯，但是用泰納明確定義的那種演說式的學院派的風格寫的。劇中情感是最基本的情感。納喀索斯讓尼祿徹底改變態度的那有名的大段台詞大受吹捧，說到底就像隨便哪個小媳婦挑撥丈夫詆毀婆婆的話：『她在你背後嘲笑你呢！她誇口說牽著你的鼻子走！』諸如此類……這有什麼難的……『內行人的悲劇』在我看來遠不如高乃伊的歷史悲劇，不如《西拿》，甚至連《尼科麥德》都不如。拉辛主要是個刻畫愛情的大師： 他的傑作是《安德洛瑪刻》、《巴雅澤》、《費德爾》。他身上還有一種詩情，在宗教熱情作用下，例外地在《阿達莉》中得到了發展。但《布里塔尼居斯》中既無詩情，也無思想。」
由權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