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
紀德於1921年開始寫這部小說，4年之後完成，1926年出版，此時，他眼見奔60歲了。
在此之前，他實際上已完成了他畢生文學創作中的主要業績：《人間食糧》（1897）、《背德者》（1902）、《浪子歸來》（1907）、《窄門》（1909）、《伊薩貝爾》（1911）、《梵蒂岡的地窖》（1914）、《田園交響曲》（1919），這些作品已經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還要給自己添加一點什麼呢？
在他過去的作品中，除了《梵蒂岡的地窖》接近長篇小說外，其餘的作品均屬中篇的規模。這部《偽幣製造者》可說是紀德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後，他再也沒有寫過長篇，甚至再也沒有寫出重要的小說。因此，《偽幣製造者》要算是紀德書目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了。如果說，他年過半百、業已功成名就之時還要為自己添加一點什麼的話，那就是要進入長篇小說創作這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學競技場，來顯示自己的力量。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知道，這時的法國長篇小說領地中，已經出現了《尋找失去的時間》這樣劃時代的奇書，且不說早已有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左拉這些比肩而立的巨人了。
從長篇小說日益昌盛的時代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往往那些最有氣度的小說家都致力於在長篇創作中，追求這樣一個終極目標：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整個一個時代、整個一個社會的一面鏡子，使自己成為整個一個時代社會的書記。不止一個這種作家曾在有關的文學作品中宣告過自己這種宏偉的創作綱領。像《人間喜劇》與《盧貢·馬卡爾家族》這樣巨大的小說群體，固然是凝現了這種終極目標最典型的成就，即使是在不少單獨成書的小說里，作家往往也要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這樣的目標。司湯達把「1830年紀事」當作小說《紅與黑》的副標題，而該書1831年第一版的封面上則乾脆標有「19世紀編年史」的字樣；雨果的《悲慘世界》雖然寫的是一個人的命運，表達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激情，但其中填進了從滑鐵盧戰役一直到1832年巴黎起義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而且每個歷史事件都是以濃墨重彩的充足篇章描繪出來的，使整個小說真正具有了一個時代宏偉史詩的規模。
紀德進入《偽幣製造者》的寫作，看來也懷有這樣的目標。不過，他的年齡與來日已經不允許他進行巴爾扎克、左拉那樣曠日持久的宏偉工程，他只可能以對自己來說是有可行性的方式來進行，以一種自己的獨特的方式來達到雖然不能與《人間喜劇》匹對，但卻也能以小見大，在一定程度有所類似的效果與境地。如果說，巴爾扎克是在幾十部作品中採取人物再現的辦法，左拉是在20部長篇中通過人物的家族血緣關係，來實現自己寫時代社會全景的目的的話，紀德則是在單獨一部小說中通過多線頭、多線索的糾合來展現社會全景的。
在《偽幣製造者》中，重要的線頭與線索為數不下10個，例如：小裴奈爾發現自己是私生子而離家出走，在外闖蕩奮鬥；法官普羅費當經辦一批出身中上層家庭的青少年犯下流氓罪與販賣偽幣罪的案件；浮台爾一家艱辛困頓地在巴黎開辦寄宿學校；卑鄙文人巴薩房以辦刊物為誘餌拉青少年下水，俄理維受騙失足後而悔恨回頭；蘿拉與杜維哀結婚後不久就失身於文桑，懷孕後慘遭拋棄，最後又被丈夫原諒和接納；格里菲斯夫人飽經患難之後，放浪形骸，生活逸盪；拉貝魯斯老夫婦晚景潦倒陰暗，寄希望於尋覓遠在異國的唯一的兒孫；小波利命運多艱，精神抑鬱，痛失女友勃洛霞之後，又被一群惡少捉弄以致死於非命；在教唆犯斯托洛維魯的支持下，少年惡棍日里大尼索、喬治等人在校內惡作劇，在校外拋售偽錢幣；作家愛德華為拉貝魯斯到波蘭尋覓小孫子；他在所有這些故事進行期間，正在寫一部名為《偽幣製造者》的小說……
這樣多的線索在一部作品裡進行，對小說創作而言，是頗為壯觀的，為以往文學史中的長篇巨制所罕見。而且，每條線索都帶出了若干個人物，總共帶出來的人物有數十人之多。這樣多的線索與人物被作者運用得有時自然得不著痕迹，有時又巧合得令人拍案驚奇得組合糾繞在一起，構成了廣闊的巴黎生活的場景，它包括了好幾個生活層面與社會範疇：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青少年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文壇活動、教育狀況、法院內外等，集中起來則可以說是巴黎文化教育領域裡知識階層的生活現實。應該說，這是20世紀上半葉法國文學中社會視野最廣闊，社會生活內容最充實、最豐厚的長篇小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說是一部微型《人間喜劇》式的作品。
如果紀德像放風箏那樣舒展他的線索，那麼他的每一根線索都足以引申出一個個有始有終、徐緩道來的故事，不難鋪陳為一部部單獨的枝條繁複、叢葉豐滿的作品。巴爾扎克與左拉就是這樣做的，紀德卻沒有這樣做，也不可能在一部小說里這樣做。他致力於放短線的藝術。他把自己的每一個線索都截得短短的，任何一個線索幾乎都不超出一兩章的篇幅。這樣，他總算在40多章的篇幅里容納下了十多個線索，而每一個線索正是一幅幅現實圖景，一種種社會生活的凝現。不難想像，對於作者來說，用這樣分散的短線頭、短線索，編織一幅完整的社會生活畫面，要比用長線進行編織來得更為困難，更需要技藝靈巧，就像要用零星線頭編織出一件衣裳那樣殊非易事。《偽幣製造者》成功地做到了這點。它可以說首先就體現了一種線索編織的藝術，它不僅靠短線頭編織出圖景，編織出事件，而且有時還達到了類似套色印刷的效果，如文桑與有夫之婦蘿拉的私情故事就是一例：文桑與蘿拉的關係第一次是通過一對少年朋友俄理維與裴奈爾就寢之前的閑聊透露出來的，第二次是通過羅培耳與莉莉安之間的打情罵俏由莉莉安轉述出來的。這兩場敘述在小說中都可謂故事中的故事，都同時表現了雙重事實的過程。俄理維是文桑之弟，他的這場敘述既表現了他與少年朋友談話的情境與意趣，又第一次露出了文桑獵艷的蛛絲馬跡；莉莉安是文桑的新歡，她在與羅培耳打情罵俏時的一場敘述，則既是巴黎青年放蕩生活的一個典型場景，又對文桑欺騙與玩弄女性一事的全部真情起了竹筒倒豆子的作用。而在這兩場敘述之後，又有蘿拉給作家愛德華寫信求援的情節與蘿拉得到這位作家救助以及丈夫杜維哀出場等的後話。於是一個典型的巴黎私情故事、一個完整的事件過程，就通過零星的、斷續的線段中完全呈現出來了。同一事件的始末，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際交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敘述中多次閃現，就如同經過幾次套色印刷，輪廓更明朗，細節更清晰，色彩更鮮明，而且敘述或參與了這個事件有關的那一群人物的面目、性格、人品也都活脫脫而出。這不能不說是紀德高水平的敘述學藝術。
編織，需要有穿針引線的手藝，尤其是短線頭的編織。由此，你就不難理解《偽幣製造者》中作者的匠心與機巧。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那種得心應手、嫻熟自如、出神入化的穿針引線術，在這裡，線索與線索更多的時候是交織得自然而然，不著人工牽引的痕迹，像都德式的散文小說的淡化情節。偶爾，線索糾合扭結得出自高度的偶然性，頗像雨果准浪漫小說的巧合情節。第一部中丟失提箱的情節就是典型的一例。愛德華在巴黎街道上丟失了寄存提箱的行李單，恰巧被他外甥的好友裴奈爾拾到。小裴因私自從家庭出走後生活無著，冒領了這個提箱，除得了一些錢外，還得到了提箱里的一本日記，其中又恰好記有喬治偷書一事。而喬治碰巧是愛德華的又一個外甥，因而也是小裴的好友的小弟，於是這個行李就把好幾個分散的人物連成一片。更巧的是，蘿拉寫給愛德華的求援信也在箱里，小裴讀到後，就萌生救助這個他早已聽說過的女子的善心衝動，他來到蘿拉面前，直陳自己的善意與身世，恰好又被在門外的愛德華聽到，這種直接的巧合與間接的巧合，層層相套，其故事的奇情性簡直有點像冉阿讓經歷中那些「無巧不成書」的情節。
在線索的編織中，沒有起維繫交織作用的機杼是不行的。《偽幣製造者》中的機杼，顯然就是那位作家愛德華，他是紀德特意安排的一個人物，其作用僅僅歸結為機杼似乎還遠遠不夠。他是各個生活領域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既是這個家庭的親戚，又是那個家庭的故友，既是文藝界的一員，又與教育界有淵源，與法律界也發生了關係。不論是哪個領域裡發生的什麼事，都要感測到他這裡，加以他熱心善良、樂於助人，於是，他就成為了各個領域之間的「交通員」，成為了各個生活層面之間的穿針引線者，沒有他，也就沒有了《偽幣製造者》中的完整故事。他的作用還不止如此，他還起了類似希臘史詩中合唱隊那樣的作用，他那本特殊的日記，既敘述、補充與說明各個事件與人物，也對它們進行分析與評判。而且，小說家紀德還把自己的某些特徵，甚至自己的同性戀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