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必然的事輕快承受，就像楊柳承受風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們也要承受一切事實。
小時候的一天，我和幾個夥伴一起在北密蘇里州一棟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耍。從閣樓爬下來的時候，我先在窗欄上站了一會兒，然後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當時帶著一枚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時候，那枚戒指鉤住了一顆鐵釘，結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斷了。
我嚇壞了，立即尖叫了起來，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後，我再也沒有為這件事煩惱過。煩惱又有什麼用呢？我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我現在根本不會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個手指頭和一個大拇指。
幾年前，我碰到了一個在紐約市中心一家辦公大樓中開運貨電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個左手都沒有了。我問他缺了那隻手是否覺得難過，他說：「噢，不會，我根本就不會想到它。只有在穿針的時候，我才會想起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們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種情況，使自己適應它，然後完全忘了它。
我經常想到刻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紀老教堂廢墟上的一行字：「事實就是這樣，而不是別樣。」
在漫長的歲月里，我們難免會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們是這樣，就不可能是別樣。當然，我們也可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把它們當做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加以接受，並且適應它；否則我們只有用憂慮來摧毀我們的生活，甚至最後弄得精神崩潰。
我最喜歡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曾給過我們這樣的忠告：「要樂於承認事情就是這樣的情況。能夠接受發生的事實，就是能克服隨之而來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岡州波特南的伊麗莎白·康黎，卻是經過很多困難才學到這個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寫給我的信：
「在美國慶祝陸軍在北非獲勝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說，「我接到由國防部送來的一封電報，我的侄兒——我最愛的一個人——在戰場上失蹤了。過了不久，又有一封電報說他已經死了。
「我悲傷得無以復加。在那件事發生以前，我一直覺得命運對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將這個侄兒撫養成人。在我眼裡，他代表了年輕人美好的一切。我覺得我以前的努力，現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然後卻來了這封電報，我整個的世界都被無情地粉碎了，覺得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了。我開始忽視我的工作，忽視我的朋友，我拋開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為什麼我最愛的侄兒會死？為什麼這麼好的孩子——還沒有開始他的生活——卻要讓他死在戰場上？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我悲傷過度，決定放棄工作，離開家鄉，把自己淹沒在眼淚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準備辭職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經忘了的信。這封信是我這個已經死了的侄兒寫給我的。幾年前，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他給我寫了這封信。『當然，我們都會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說，『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過去的——以你個人對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過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教給我的那些美麗的真理：不論在哪裡，也不論我們離得有多遠，我永遠都會記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個男子漢，要勇於承受一切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反覆讀著那封信，覺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邊，正在對我說話。他好像對我說：『你為什麼不照你教給我的辦法去做呢？堅強些，挺下去，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把你個人的悲傷掩藏在微笑之下，繼續活下去。』
「於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對人冷淡無禮。我一再告誡自己說：『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我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不過我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活下去。』我將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給前方的士兵寫信——他們是別人的兒子；晚上，我又參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興趣，結交新的朋友。我幾乎不敢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各種新的變化。我不再為已經發生而且永遠過去的事情悲傷，現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滿了快樂——就像我的侄兒要我做到的那樣。」
伊麗莎白·康黎學到了我們所有人遲早都要學到的道理，即我們必須接受和適應那些無法迴避的事情。這一課可不是很容易學會的。就連那些高高在上的國家元首，也常常會提醒他們自己必須這樣做。例如，已故的喬治五世在白金漢宮的宮殿牆上掛有下面這幾句話：「我不要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後悔。」叔本華則以下面的話表達了同樣的想法：「能夠順從，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時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顯然，環境本身並不能使我們快樂或不快樂，只有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能決定我們的感受。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都能忍受得住災難和悲劇，甚至要戰勝它們。也許我們會認為自己辦不到，但事實上，我們內在的力量卻堅強得驚人，只要我們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幫助我們克服所有的困難。
已故的布斯·塔金頓總是這樣說：「人生加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樣——失明，那是我永遠也無法忍受的。」
但是這種不幸偏偏降臨了，在他60多歲的時候，他低頭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個是模糊的，他無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紋。他去找了一個眼科專家，證實了那不幸的事實：他的視力在減退，有一隻眼睛幾乎全瞎了，另一隻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擔心的事情終於在他身上發生了。
塔金頓對這種「無法忍受」的災難有什麼反應呢？他是不是覺得「這下完了，我這一輩子到這裡就完了」呢？沒有，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還能覺得非常開心，甚至還能運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它們時時在他眼前游過，遮斷他的視線，可是現在，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不知道今天這麼好的天氣，它要到哪裡去。」
當塔金頓完全失明以後，他說：「我發現我能承受視力的喪失，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事情一樣。哪怕是我五種感官全喪失了，我知道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為我們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夠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夠生活，無論我們是否清楚這一點。」
塔金頓為了恢複視力，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有沒有害怕呢？沒有，他知道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他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絕在醫院裡用私人病房，而住進大病房裡，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試著去使大家開心，而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的手術時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裡動了些什麼手術——他總是儘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麼幸運。「多麼好啊，」他說，「多麼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這種技巧，能夠為像人的眼睛這麼纖細的東西動手術了。」
一般人如果經歷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會變成神經質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把這次經歷拿去換一些更開心的事情。」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了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們因此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親身試過。
有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結果我失眠了好幾夜並且痛苦不堪。我開始讓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願意想的事情，經過這樣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終於接受了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好幾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詩句：
咦，要像樹和動物一樣，
去面對黑暗、暴風雨、飢餓、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幹了12年放牛的工作，從來沒有看到哪一頭母牛因為草地缺水而乾枯，或者天氣太冷，或者是哪頭公牛追上了別的母牛而大為惱火過。動物都能很平靜地面對夜晚、暴風雨和飢餓，所以它們從來不會精神崩潰或者是胃潰瘍，它們也從來不會發瘋。
這是不是說，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時候，都應該低聲下氣，俯首帖耳呢？不，絕對不是這樣，那樣就成為宿命論者了。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只要還有一點挽救的機會，我們都要全力以赴；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轉機——那麼，為了保持我們的理智，我們就不要「左顧右盼，無事自憂」了。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霍基斯院長曾告訴我，他為自己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他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都數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些難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應把葯找，
要是沒法治，乾脆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