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全新的事物很少，就算最偉大的演講家，也要藉助於閱讀和書本的資料來獲取靈感。要擴大文字儲量，必須讓自己的頭腦常常接受文字的洗禮。
英國一位失業的窮人，走在費城的街道上找工作。他走進大商人保羅·吉彭斯的辦公室，要求和吉彭斯先生見面。吉彭斯先生用不信任的眼光看著這位陌生人。他的衣衫襤褸，衣袖底部全磨光，全身上下到處透露寒酸氣。吉彭斯先生一半出於好奇，一半出於同情，答應接見他。吉彭斯只打算聽對方說幾秒鐘，但隨即幾秒鐘卻變成幾分鐘，幾分鐘又變成一個小時，而談話依舊進行。談話結束後，吉彭斯先生打電話給費城的大資本家之一的狄龍出版公司的經理羅蘭·泰勒先生，邀請他和這位陌生人共進午餐，然後為他安排了一個很好的工作。這個外表窮困潦倒的男子，怎麼能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影響兩位重要人物？
他的秘訣就是：出色的英語表達能力。事實上，這個人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到美國從事一項商業任務。不幸這項任務失敗，他就被困在美國，有家回不了——既沒有錢，也沒有朋友。英語是他的母語，所以他能說得準確又漂亮，聽他說話的人立即忘掉了他那雙沾滿泥土的皮鞋、襤褸的外衣和那不修邊幅的臉孔。他的辭藻成為他進入最高級商界的護照。
這名男子的故事雖然有點與眾不同，但它說明了一個真理：我們的言談，隨時會被別人作為評價我們的依據。我們說的話，顯示我們的修養程度，它能讓聽者知道我們怎樣的出身，它們是教育和文化的證明。
前面提過，我們——包括你和我——接觸世界的方式只有四種。旁人是根據四件事情來評估我們，並把我們進行分類：我們做什麼，我們看起來什麼樣子，我們說些什麼，我們怎麼說。然而，很多人稀里糊塗地過了一生，離開學校後，不知道要努力增加自己的辭彙，不去掌握各種字義，不能準確而肯定地說話。他習慣了使用那些已在街頭和辦公室過度使用的、意義虛幻的詞句，就難怪他的談話缺乏明確性和個性特點了，也難怪他經常發音錯誤、弄錯文法了。我甚至聽到很多大學畢業生常常脫口而出市井流氓的口頭禪——連大學畢業生也犯這種錯誤，我們怎能期望那些因經濟能力不足而缺少教育機會的人不這樣呢？
幾年前的一個下午，我站在羅馬的古競技場里思緒萬千。一位陌生人向我走來——是位來自英國殖民地的遊客。他先自我介紹一番，然後大談在這個「永恆之城」的遊歷經驗。不到三分鐘，「You was」「I done」就紛紛脫口而出。那天早晨出門時，他特意擦亮了皮鞋，穿上一塵不染的漂亮衣服，企圖維護自己的自尊，可是他忘了裝飾他的辭彙，以便能夠說出優美的句子。他向女士搭訕時，如果未脫下帽子，他會感到很慚愧；但卻不會慚愧——他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弄錯了文法，也會冒犯別人的耳朵。他的話，整個兒地把自己暴露出來，等待旁人的評斷和分類。他用英語遣詞造句的能力實在差勁極了，就像不斷地向這個世界宣告，他是一個多麼沒有文化的人。
艾略特博士在哈佛大學擔任校長三分之一個世紀後宣稱：「我認為，在淑女或紳士的教育中，只有一堂必修課，就是能準確、優雅地使用他本國語言。」這句話意義深遠，值得我們良久深思。
那我們怎樣才能和語言產生親密的關係，可以用優雅、準確的方式來表達呢？幸運的是我們的方法一點都不神秘，非常的清楚。它是個公開的秘密——林肯使用它，就獲得了驚人的成就。除他之外，沒有任何一位美國人能把語言編織成如此美麗的形式，或能說出如此無與倫比、富有音樂節奏的語句：「怨恨無人，博愛眾生。」難道一位懶惰又不識字的木匠，和一個沒有特殊學識及技能的平凡女子結合而生下的兒子——林肯——特別得到老天厚愛，天生就具有運用語言的天賦？可沒有什麼能證明這一點的。當他當選為國會議員後，他在華府的官方記錄中有一個形容詞來描述他接受的教育：「不完全。」他一生中，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不超過12個月。那麼誰是他的良師呢？肯塔基森林內的薩加林·伯尼和卡里伯·哈吉爾，印第安納州鴿子河沿岸的亞吉爾 ·都賽和德魯 ·克諾福——這些巡迴小學教師，他們從這個拓荒者的屯墾區流浪到另一個屯墾區，只要當地的拓荒者願意用火腿和玉米來交換，他們就留下來教導小孩子們「讀、寫、算」。林肯只是從他們那裡獲得了很少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啟蒙，他所在的生活環境對他語言才能的助力也不多。
他在伊利諾伊州第八司法區結識的那些農夫、商人和訴訟當事人，沒有一個擁有特殊或神奇的語言才華。但林肯沒有——你必須記住這個重要的事實——沒有把他的時間全部浪費在這些才能和自己差不多或者更低的同伴身上。他和一些頭腦靈活的人物——各個時代最著名的歌手、詩人等等——成好朋友。他可以把柏恩斯、拜倫、布朗寧的詩集整本整本背誦，寫過評論柏恩斯的演講稿。他的辦公室放著一本拜倫的詩集，家裡也放上一本。辦公室的那本，由於經常翻閱，只要一拿起來，就會自動翻到《唐璜》那一頁。他進入白宮後，內戰的悲劇吞食了他的精力，在他的臉上刻下深深皺紋，但他仍然抓住一點時間拿本英國詩人胡德的詩集躺在床上翻閱一下。有時候他深夜醒來，隨手翻開詩集，會湊巧看到有特別啟示或令他感到高興的詩。他就會立刻起床，穿著睡衣、拖鞋，悄悄到白宮各個房間尋找他的秘書，然後將一首又一首的詩讀給秘書聽。他也會抽空複習他早已背熟的莎士比亞名著，也會批評一些演員對莎劇的理解，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他曾寫信給莎劇名演員哈吉特說：「我已經讀過莎士比亞的這些劇本。和任何一個非專業的讀者閱讀的次數一樣多。李爾王、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哈姆雷特，特別是麥克白。我認為，沒有一本劇本比得上麥克白，寫得太好了！」
林肯熱愛詩歌。他不僅在私底下背誦朗讀，也公開進行背誦和朗讀，甚至還試著寫詩。他在妹妹的婚禮上就朗誦過他的一首長詩。到他中年，他已經把自己的作品寫滿了整本筆記簿——雖然他對這些創作沒有信心，甚至不允許最好的朋友去翻閱。
羅賓森在他的著作《林肯的文學修養》中寫道：「這位自學成功的人，用真正的文化素材把思想裝點起來，可以稱之為天才。他的成就過程，和艾默頓教授描述文藝復興運動領導者之一的伊拉斯莫斯的教育情形一樣：離開了學校，只能用唯一的教育方法來自我教育，直至成功。這個方法就是永不停息地學習和練習。」
林肯這位舉止笨拙的拓荒者，年輕的時候經常在印第安納州鴿子河的農場里剝玉米葉子和殺豬，賺取一天三角一分錢的微薄工資。但後來卻在蓋茨堡發表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精彩的演講。在蓋茨堡戰役中共有10萬大軍參戰，有7000人陣亡。著名演講家索姆奈在林肯死後不久說，當這次戰鬥的記憶從人們的頭腦里消失之後，林肯的演講卻仍然烙在人們心裡。如果這次戰鬥再度被人們記起，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人們想起了林肯的演講。誰能否認這預言的準確性呢？
著名政治家艾維萊特在蓋茨堡一口氣演講了兩個小時，但他說的話早被人遺忘。林肯的演講雖然不到兩分鐘——一位攝影師想拍下他發表演講的情景，但還沒有來得及架起那款原始的照相機對準焦距，林肯的演講已經結束了。
林肯在蓋茨堡演講的全文被刻在一塊不會腐朽的銅板上，陳列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作為英語文字的典範：學習演講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背誦過：
87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大陸建設了一個新的國家，孕育了自由，並且獻身給一種信仰：所有人類一生下來都是平等的。現在，我們正進行一次偉大的內戰。我們在試驗，究竟這個國家，或者任何一個有這個主張和信仰的國家，能不能長久地存在。我們在這場戰爭的偉大的戰場上集會。我們奉獻出這個戰場上的一部分土地，作為那些在此為國家的生存而犧牲了生命的人永久安息的地方。我們這樣做，是非常適合和正當的。可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我們不能奉獻這片土地——我們不能使之神聖，我們也不能使之有尊嚴。那些在這裡奮鬥的勇敢的人們，活著的和死去的，已經使得這塊土地神聖，這不是我們能有所增減的。世界上的人們不會注意，更不會長久地記得我們在這裡的講話。他們卻將永遠不能忘記這些人在這裡做的事。相反，我們活著的人應該獻身於在這裡作戰的人們曾經如此英勇地推進但還沒有完成的工作——由於他們的光榮犧牲，我們更堅定地致力於完成他們曾經奉獻全部的事業——我們在此堅決地拿定主意，要讓他們不會白白地死去——要讓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庇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讓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從地球上消滅。
很多人認為，這篇演講稿結尾的那個不朽的句子是由林肯創作出來的。但是，事實真是這樣嗎？在蓋茨堡演講的幾年前，林肯的律師夥伴賀恩登曾送了一本巴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