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豐有一句格言：「見文風如見其人。」而神學家蒂樂生就是這句話最好的例證。在這裡，我有必要對他的生平做一下簡單介紹。蒂樂生生活的年代時局動蕩，內戰、交戰（與荷蘭）連連，還有護國公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掌權、王政的復辟，以及倫敦大火、瘟疫和一些光榮的革命，等等，接連不斷，奇怪的是，他的人生卻異常平淡。他是個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與寫壞人相比，寫好人的難度無疑是最大的。他有一幅畫像至今仍保存在國家美術館裡，那是一位天性善良的老人，圓臉，面目清秀，讓人非常愉悅。他穿著一身牧師的法衣，否則他極有可能會被你誤認為是一個富裕而優越的旅館掌柜。聽說他年輕的時候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瀟洒公子，還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只不過畫中的他已經上了歲數，身材也變得臃腫起來。他的風度是非常迷人的，但是在十七世紀，個人魅力並不像現在那樣備受追捧。個人魅力是受人懷疑的，因為一個魅力無窮的人很可能會一無是處，所以會讓人加倍提防；當然，如果一個人不但擁有個人魅力，而且還具備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格以及超人的天資才華，那麼這種個人魅力就讓人難以抵禦。
1630年，蒂樂生在約克郡的索爾比出生。他父親的祖上在郡里曾經是很有聲望的大家族，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到他這代卻做起了布匹生意。
在當時那個年代，不用說紳士，就算是一些大貴族家的次子也很少有去經商的。事實上，人們輕視商人的風氣一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才開始慢慢收斂，宣布告終是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徹底消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點從簡·奧斯汀的小說中就能發現。布匹商說白了就是中間人，從剪羊毛的作坊里購得新剪好的羊毛，然後分配到當地的農戶手中紡線織布，最後把布賣掉從中獲利。
蒂樂生的父親是一位清教徒，對清教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註定了蒂樂生從小就要受到很嚴格的家庭教育。蒂樂生十七歲畢業於語法學校，進入了劍橋。在劍橋，他閱讀了「齊林沃斯先生最傑出的文章」，也因此與劍橋的柏拉圖主義有了不解之緣。信奉英國國教的托馬斯·伯奇在為他寫傳記的時候這樣說道：「從那時起，很多早年形成的偏見便被蒂樂生一併拋棄。」接著又補充道，「他從小就養成的嚴格的生活習慣依舊奉行著，對待那些奉行清教的徒眾他總是報以公正、和藹的態度。」他很順利取得學位，並在二十一歲成為所在學院的研究員。克拉克森先生（蒂樂生的導師）將自己的學生轉到了蒂樂生的名下。這樣，蒂樂生就擔任起了導師的職務，並且有幸被他的一位學生——約翰·彼爾德——記錄下來：「他是一名優秀的學者，一名哲學家兼邏輯學家，反應靈敏、目光尖銳，善於言辯，而且結論嚴謹，同時，他還是一位負責任、靠得住的導師……每天晚上我們都會到他的房間去祈禱，最開始的時候，他總會讓我們將希臘文聖經中的某一章用拉丁文翻譯出來，時間久了他便要求一個或者幾個學生來講今天的禱告……交流的過程中一直用的是拉丁文，在我與他接觸的所有日子裡，從沒見他說過一句英文，至少跟我們是如此。而且他在場的時候也不許我們說英文。」他的禱告詞是使用一種被稱為「構思體」的文體寫的，是一種長老會文體，人們也稱之為即興式。結束了周一到周五的禱告，學生們各自散去，他會留下一名學生進行勸解，無非是鼓勵他勤奮好學，嚴肅認真一些，又或者是讓學生明白，「他從這名學生身上所看到或聽到的一些錯誤，該責備的時候也絕不姑息。學生的行為舉止是他很在意的事情，有的學生謙謙有禮就很招他待見，而有的學生表現得粗俗不堪，就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學生約翰·彼爾德還這樣評價道：「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而且非常敏銳犀利，和他談話能讓人感覺到愉悅，不過他在禮節上還是十分嚴肅的，我想這可能是年齡的原因。」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的蒂樂生也才二十歲多一點。
蒂樂生在1656年離開劍橋，他受到司法部長埃德蒙·普里度的聘用，去他家做家庭教師。這樣的職位——而且是在這麼高的政要家中——無疑是所有年輕牧師夢寐以求的，因為這是他們想要成功的必經之路。擁有這樣的職位在王政復辟以後更是會一路高升，有成為主教的希望。同時，蒂樂生還有一個身份——普里度先生的牧師。牧師這一身份必然是要先獲授神職的，但他的神職是何時被授予的誰也不清楚。能夠授予他神職的只可能是一位長老會的牧師，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不多做糾纏了。1658年，奧利佛·克倫威爾去世，兩年後，查理二世執政，開始了他悲劇的統治。蒂樂生承認了《信仰統一法》並且成了法定國教的成員。原蘇格蘭主教蓋洛偉給他授予了神職。約翰·彼爾德在筆記中寫道：「由於各種原因，他曾經對蓋洛偉有過大恩。」也正是因此，凡是來找蓋洛偉的英國牧師他都一律授予神職，像簽署聲明自己效忠哪門哪派和口頭宣誓這種程序更是全部免去。彼爾德認為他這麼做全是為了錢，他的收入是按簽署的就職書算的，所以家境貧苦的他很樂意做這樣的活。在赫特福德郡的切斯漢特當助理牧師是蒂樂生在教會中獲得的第一個正式職位。這個地方離倫敦很近，所以他經常去朋友那裡拜會。此時他佈道的口碑已然廣泛傳播，經常會收到邀請去倫敦城裡的講壇佈道。1663年，薩福克郡克頓教區的前任教區長由於不願意屈從國教信仰而被驅逐，蒂樂生剛好受人引薦補上了這個位置。這個職位在當時每年有兩百鎊的年俸。「那位被驅逐的前任教區長對蒂樂生這個繼任者十分滿意，因為他是如此能力突出，謙虛溫和，而且還能做到公平公正。」托馬斯·伯奇這樣天真地寫道。
在這裡擔任教區長的時候，蒂樂生還接到邀請代替普通演講者去林肯律師學院佈道。其中，一位學院的監督——阿特金斯先生也在場，而且對他的佈道十分喜歡。佈道結束後，這位監督便跟著蒂樂生來到了小禮拜室，很直接地問他對來律師學院做佈道牧師是否有興趣，這個職位正好還空著。就這樣，蒂樂生便順理成章地擔任了這個職位。每學期結束時，學院會等額支付給他一百鎊的薪水，這個待遇和前任是一個標準；下一個學期結束後會發給他第一筆薪水，另需在假期時主持特殊儀式的會有二十五鎊的津貼，此外還解決了他和他僕從的食宿問題。這個推選結果以及他今後所要承擔的責任，學院派了五個學監主管向他傳達：每個學期內，主日要佈道兩次，而每個學期的前後則是隔一個主日佈道兩次；閱讀的時候，或者是假期的每個主日都需要佈道；此外，還有一些要求佈道的特殊場合也要參加；聖餐儀式會在每個學期的每個假期舉行，並在本堂牧師的協助下主持；在學院內安家也是必須的，從就職開始如果沒有獲得學員監督主管的批準是不得自作主張離開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林肯律師學院的薪水雖然一般，但是在要求上是相當嚴格的。不過蒂樂生卻非常滿意這樣的工作，並且打算在倫敦定居下來。他剛和他的妻子（奧佛利·克倫威爾的侄女）結婚不久。至於他的妻子，我們的了解僅限於她為他生了兩個女兒，活得比他長。我們不妨大膽地猜想一下，司法部長是護國公克倫威爾的手下，當時蒂樂生正在司法部長家裡做家庭教師，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們相互認識並且心有所屬的，只不過他當時沒錢結婚罷了。如果是在那個時候他娶了她，那一定會給他帶來無盡的好處，然而他卻選擇了到克頓就職，等賺了足夠的錢後再與她成婚，這是很高貴的做法。但當時克倫威爾的屍體已經被挖出來，並且在泰伯恩刑場上的棺材裡上了絞架，試問有誰敢冒著風險去和一位「篡位者」的親戚扯上關係？很明顯這是會遭人懷疑的。由於林肯學院給蒂樂生的薪水很少，根本不夠養活他的太太，所以他在克頓的職位必須保留，這樣就多了一份收入。他大部分時間是待在倫敦的，但他並沒有像其他在教區享有聖俸的牧師一樣去花二十鎊雇一個助理牧師代他處理事務，所以，他不得不辭去在克頓的職位。或許這對他也是一種解脫，因為在那個教區，大多數居民都是長老會教徒和清教徒，並不欣賞他的佈道。不過他很幸運，很快在林肯學院取得了成功，僅用一年就升為聖勞倫斯猶太教堂的講師。他的佈道聽眾非常多，不但來了許多倫敦偏遠郊區的聽眾，就是一些牧師也前來汲取他思想的精華。更有許多聽眾周日在林肯學院聽了佈道之後周二又來聽一遍。
當時人們非常希望有人佈道，甚至使得復辟時期的政客們開始琢磨怎樣對其加以控制。依照指令，牧師在佈道時只許講個人的道德信任，要盡量避免一些關係複雜的神學問題。像以前清教徒經常宣揚的「宿命」和「白日恩典」則一概不能涉及。佈道往往持續的時間都很長，經常讓人忍受不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據說那裡的執事隨時準備著管風琴的演奏，一旦感覺三一學院院長艾薩克·巴羅講得太長了，便立即打斷下令演奏。有一次，大主教蒂樂生在講「博愛」的時候就持續了三個小時。我想「簡明扼要，不執著於辭藻的華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