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早期的作品都是以幽默故事為主，創作起來也輕鬆愉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寫故事與鳥兒唱歌一樣，非常容易，但這並不能說明他對這些作品是認同的。他開始認真地磨鍊自己的小說寫作技巧，是在他第一次去了彼得堡之後，當時他被公認為最具天賦且最具才華和發展潛力的作家，這給了他極大的鼓勵。
有一次，契訶夫的一個朋友發現他正在抄寫托爾斯泰的小說，便上前問他在幹什麼，「我在將這部小說重寫一遍。」契訶夫說道。這讓他的朋友大吃一驚，試想大師的作品怎麼能隨便篡改呢？契訶夫在嘴上以練練手敷衍了過去，其實他心裡認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這樣不但能夠讓自己學習到大師的創作手法，還能夠慢慢衍生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手法。終於，他學會了完美的小說創作技巧，這也證明他的所有努力都沒有白費。
例如有一部足可以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相比肩的小說——《農民》，同樣具有優雅的結構形式。簡單、清楚、凝練是契訶夫對自己寫作訓練的要求。「他文風的美已經達到了頂尖的造詣。」人們這樣評論道。我只是通過翻譯來欣賞他的作品，所以這樣的評論我只能全部承接。在我看來，作家文字中的感覺、味道以及諧音韻律是不可能隨著翻譯一同帶過來的，不管翻譯有多麼精準。
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是契訶夫非常上心的，而且他本人也有很多有趣的觀點。在他看來，多餘和重複的內容是小說應該極力避免的東西。「應該去掉一切無關緊要的東西。如果你在某一章中提到了有一把槍掛在牆上，那必定是要為下一章或者下下章放槍埋下伏筆。」這樣的說法非常有道理，同時他還認為小說的描述應該簡潔而貼近主題，這同樣很有道理。要將一幅仲夏夜裡的美景活靈活現地描繪出來，他三言兩語就能做到——夜鶯啼鳴，婉轉不休；或者是勾勒一幅寒冬中的廣闊荒原——在銀光耀眼的白雪下散發著冰冷的氣息。這樣的天賦是十分珍貴的。不過他對擬人手法是十分不屑的，所以我暫時不發表意見。
在一封書信中，他曾這樣調侃道：「面對微笑的大海，你興奮得難以自已。這是多麼俗套不值錢的手法啊！大海只會波光瀾瀾，只會怒吼咆哮，微笑和哭泣不是它能做的。下面看看托爾斯泰的手法：『太陽東升西落，鳥啼聲婉轉動人。』既沒有人哭也沒有人笑，只是簡簡單單，這無疑是最重要的。」這句話雖然說得很有道理，但人們習慣將大自然擬人化自混沌未始就開始了，而且這種習慣在人們看來只要稍微克服一下就能避免。契訶夫用擬人手法的情況不多，在他的小說《決鬥》中有這樣一句話：「一顆星星探出頭來，將一隻眼睛眨了眨，是那麼小心翼翼。」我非常喜歡這句話，沒有絲毫的反感。契訶夫的哥哥亞歷山大同樣是寫小說的，只是水平不高。他提出這樣的說法——有些情感，如果作家沒有親身體會過的話，千萬不要去描述。這顯然是禁不起推敲的說法，如果一個小說家想要描述一個殺人犯作案時的心理波動，還要殺個人去體驗一下嗎？一個優秀的作家，想像力必須是足夠豐富的，能夠與筆下人物的情感做到完美一致。契訶夫還有一個極為苛刻的要求——將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刪掉。他自己也確實是這樣做的，所以他的朋友們常常會問他要小說的手稿，以防他把小說刪得不成樣子。「他很有可能會把小說刪成這個樣子：他們剛剛懂得愛情就彼此心生愛慕，並且結為了夫婦，最後走完了悲催的一程。」他的朋友這樣說道。契訶夫認為：「這就是事實，不信你看看你的身邊。」
在契訶夫心中，莫泊桑就是他的標杆和榜樣。這兩個人在寫作手法和目的上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他親口說的，我還真不相信。讓故事如戲劇一般激動人心是莫泊桑一心追求的境界，基於這個目的，犧牲點故事的可信度算不得什麼，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但是契訶夫不同，在我看來，他有意無意地避免那些激動人心的情節。他的筆描繪的都是一些俗世里的普通人，一如他信中寫的那樣：「都是些普通人，每天中規中矩地上下班，和老婆吃吃飯、拌拌嘴；根本與那些跑到北極在冰山上打滾的探險家搭不上邊。」不過，肯定會有人不贊同這樣的說法，因為的確有人在北極經歷了冰川，即便沒有滾落冰山肯定也經歷了一段生死角逐，因此，把他們的故事寫得驚心動魄、波瀾起伏一些是應該的，作家完全沒有理由去迴避這些。當然，如果全是些上班下班，家常便飯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只有收取賄賂或者挪用公款，欺騙、虐待老婆，將每天的粗茶淡飯搞得大有深意才能夠寫出精彩的故事（這樣的觀點契訶夫不可能會認同的）。這樣的話，小說就象徵了兩種家庭：一種是幸福美滿；一種是倒霉不幸。
雖然契訶夫在行醫的過程中總是率性而為，但他也確實結識了許多人，有手握實權的小官吏——他們的職位有高有低，有自農奴制解體後一無所有的地主，有工廠老闆、工人、商人和農民。契訶夫基本上沒有和貴族階層有過接觸，唯一涉及貴族的一篇小說便是《公爵夫人》。他筆下的地主軟弱無能，描繪的手法甚至有些殘酷——面對自己的耕田被荒廢，住宅被毀棄卻無能為力；工廠的工人更加可憐，即便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依舊吃不飽飯，然而他們的主子卻藉此發了大財；農民們的收入更少，總是在飢餓線上掙扎，愚笨沒有知識、卑鄙懶散是他們的通病，他們酗酒，住的茅草屋也是蠅蟲滿布、惡臭環繞。
在描繪某個事件的時候，契訶夫能夠給人難以想像的真實感，就像是某位值得信賴的新聞記者在撰寫新聞報道一樣，讓你生不起任何疑心。當然，契訶夫不僅僅是擔任了記者的角色，他在挑選素材的時候還進行了謹慎的觀察和細緻的推測、揣度，最後進行整合處理。科特林斯基曾經對他這樣評價道：「契訶夫有著無可比擬的冷靜大腦，他會站在一個不受個人情緒影響的高度審視一切。他的溫柔大方、同情和仁慈不是建立在愛或喜歡的情感上的，他對別人施予恩惠從未想過要得到別人的感激。」
契訶夫的這種冷靜和超脫使得許多同仁大為不爽，他也因此遭到了他們的抨擊——這是毫不顧忌社會情況和時代背景的行為。關注社會和時代是俄國作家的責任和義務，這便是知識分子的要求。但是契訶夫堅持說，敘述事實才是作家的本職，至於該如何處置或定奪，應該交給讀者。讓藝術家去解決一些具體而細微的問題始終不是他所提倡的。「專家才是處理具體問題的專業人員，判斷社會的好壞是他們的職責，就像判斷酗酒的危害，資本主義該如何抉擇，等等。」這些話很有道理。
最近，就這個問題文藝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藉此機會，我斗膽引用一些自己的見解（幾年前，我在全國圖書聯盟發表的演說中的段落）。我喜歡閱讀某一周刊——英國最好的周刊之一，有一次我在上面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專題，是對當代文學的種種思考。
一位評論家在開頭這樣說道：「某人不單單是個講故事的人。」看到「單單」二字之後，我像是被卡住了一樣，於是，那天我放棄了那本周刊，如同但丁《神曲》中的弗蘭切斯卡和保羅一樣。這位評論家自己也是一名小說家，而且非常著名，只是我沒能有幸拜讀他的著作，但他的作品肯定是極好的，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他的那句話讓我得知他的想法——小說家應該不單單是小說家。顯然，這樣的觀點是非常能博得現代作家認可的——在這個混亂的年代，一部小說的出世如果只是為了讓讀者愉快地消磨時間，那它的作者的價值也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這樣的作品會被人嗤之以鼻，很自然地被人們歸為是「空想派脫離現實的作品」。前面我們講過「為賺錢而編造的作品」，這個詞跟它差不多，都不該出現在文學評論家的詞典里。沒有藝術不是逃避現實的，康斯特布爾的風景畫是這樣，莫扎特的交響樂也是這樣；就算讀濟慈的頌歌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不也是為了享受嗎？很顯然，我們對小說家提出的要求要遠遠多於畫家、作曲家和詩人，可是為什麼呢？事實上，僅僅只是個故事的東西在這個世上根本不存在。作家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目的只是為了讓讀者喜歡自己的故事，順帶將自己的思想（對生活的理解和批評）連同故事一起灌輸給讀者。
在《山間故事集》中，魯迪雅·吉卜林塑造了印度玩馬球的軍官以及家眷和平民，對那些有著無限魅力的人物、事情，他有著天真的傾慕，寫作手法宛如剛出道的新聞記者。但是在當時，竟沒有人能體會到故事中對最高統治者的控訴，這讓人十分震驚。現在我們再讀這個故事便很快意識到英國放棄對印度的統治是遲早的事。同樣的感覺在契訶夫的作品中也存在。他在作品中竭盡所能地保持冷靜和中立，只將人們最真實的生活描述出來，但是讀者們無不感受到人們的無知和殘忍：窮人們貧困、墮落，富人們自私、冷漠；爆發一場暴力的革命只是遲早的事，根本避免不了。
在我看來，多數人讀小說都只是為了消遣，因為實在沒有別的事情可做。這樣做無可厚非，但是人們想找的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