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韓國女生佳映，是在瓜地馬拉的太陽旅店。她高個子圓臉，梳一條馬尾，兩道濃眉英氣勃勃。佳映說得一口流利英文，交流起來毫無障礙，我們一起吃飯喝酒聊天，幾天相處下來覺得十分投緣。又因為旅行時間和路線相似，於是相約保持聯繫，期望在旅途中再次見面。
後來果然在秘魯重逢兩次。一次是在首都利馬，沒什麼景點可去，陰沉沉的天氣里三個人一起逛商場，對著那些昂貴的商品拚命壓抑自己的物慾，要到這個時候才意識到我們已經多久不曾重溫大都市的生活。商場建在海邊的懸崖上，大風天也有人玩滑翔傘從我們頭頂飛過，我們三個卻只能望而興嘆。大家吹著海風聊些別後瑣事，我們向佳映描述委內瑞拉的美與瘋狂，還有在古巴打錯電話導致住錯民宅的糗事，她則告訴我們她從某個小島上帶回了一身虱子以至於不得不清洗所有衣服和背包的慘痛經歷……
中途銘基離開一陣，只剩我們兩個女生，佳映忽然開始向我絮絮傾吐她的另一些幸福與苦惱，令我不禁在心中感慨：愛情實在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眼淚。自相識以來，佳映給人的感覺一直都是聰明獨立的韓國現代女性，受過良好教育，落落大方，笑容爽朗，更難得的是一點也不做作。她曾在荷蘭留學，又去過印度工作，走過很多路，朋友遍天下，就連離亞洲那麼遙遠的哥倫比亞和秘魯都有她的老友舊識。她一向洒脫，球鞋粗布褲走天下，在利馬參加老友婚禮時不得不問人借一條裙子一雙高跟鞋扮回淑女。當下看到一貫大大咧咧的她面上流露少見的小女兒情態，我忍不住會心微笑。佳映有點不好意思：「在韓國的時候，我最關心的三件事是：男人、金錢、減肥，沒想到辭掉工作出來旅行，最關心的居然還是這三件事……」
然而每當我們三個聚在一起，減肥就成了一個笑話。互訴衷腸後，晚上我們一起吃了頓極其味美價廉的日本壽司。佳映和我們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吃貨，什麼都能將就，住旅舍總是找最便宜的，一張嘴卻受不得委屈。說來也怪，拉丁美洲美食十分有限，每次我們幾個在一起卻總能吃到好東西。
沒過幾個星期，我們又在的的咔咔湖畔的小鎮普諾再次重逢。大家住在同一間無比寒冷的青年旅舍，又一道參觀湖上島嶼，晚上佳映還特地做咖喱飯給我們吃。她心細無比，告別時還拿出兩件禮物送給我們，一件是列印成寶麗來相片的我們幾個人的合影（這姑娘居然隨身攜帶著小型相片印表機！）；另一件更是出乎意料，竟然是一管小小的眼霜！原來之前在利馬時她聽說我眼霜已經用完，又暫時不打算買新的，於是把自己的珍貴「庫存」拿來送我……我既感動又過意不去，百般推辭未果。問她：「你自己沒有眼霜怎麼辦呢？」佳映一臉豪邁：「這一年我本來就沒打算捯飭我這張臉，讓它自生自滅好了。」她和我們擁抱告別，然後瀟洒離去。我和銘基站在原地，心裡三分錯愕七分羞愧——明明我們年紀比她大，怎的卻總是由她來照顧我們？
和佳映一起來普諾的還有另一個名叫秀英的韓國女生。她們倆在秘魯的庫斯科相遇，之後便結伴同行，準備一起走到玻利維亞。秀英白皙清秀，可是不知怎的總給人一種堅定倔強的感覺。她話不太多，我們起初以為是英語水平的問題，直到聽見她說西班牙語才恍然大悟——她的英語並不太差，可是和西班牙語比起來確實遜色多了。那天我們乘船去漂浮島，旁邊坐著的墨西哥大叔和秀英搭話，她一開口我和銘基就驚呆了——無論是發音還是流利程度都無懈可擊，簡直與本地人無異！
細問之下，原來秀英是西班牙語翻譯，並且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市工作生活已有三年。蒙特雷是墨西哥北方工業重鎮，與美國得克薩斯州接壤。這個以往被譽為「最適合做生意」的城市如今卻充斥著由毒品衍生的暴力，媒體甚至送給它「屠殺之城」的封號，槍擊、綁架、謀殺都是家常便飯。我早就知道墨西哥的北部與我們旅行過的南部在安全程度上有天壤之別，可是直到聽到秀英淡淡的描述，才真正意識到那些被毒品大鱷控制的城市到底有多危險：秀英早晨去上班時常常在馬路邊發現屍體，有時幾具倒在一起，身上都有明顯的彈孔和血跡；傍晚和夜裡走路時要特別小心，因為常常有販毒集團在街頭交火，一不小心就會誤中流彈；秀英的弟弟想去墨西哥旅行，可是堅決不去蒙特雷看望姐姐，因為「你們那裡太危險了」，秀英試圖說服他：「最近好多了，這個星期只殺了三個人而已……」
「不害怕么？」我問秀英。
「怕呀，」她點點頭，「可是怕也沒辦法，總得去上班吧。」
「爸爸媽媽應該很擔心吧？」
「他們不知道這裡的情況……」她笑笑，「通電話的時候報喜不報憂唄。」
嘿，我想，天底下的孩子們都會這一招。
可是天底下的孩子們又實在是不一樣的。有些男生在一兩個中東國家旅行兩三周便大呼小叫，在遊記里將自己描述得宛若英雄一般。可是秀英這麼文弱的姑娘在蒙特雷一住就是三年，成天聽見槍聲，常常看見屍體，卻也沒有任何「歷盡滄桑」的態度和夸夸其談的神色。
有時我會覺得中國民間有點妖魔化韓國的趨勢——全民整容，吃不起肉，畸形民族主義，意淫狂自大狂……可是這並非事實的全部，至少不能以偏概全。我的確遇見過一些堪稱「民族憤青」的韓國人，可是我認識的更多「中國憤青」和他們比起來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無論是這些年來認識的韓國朋友，還是路上遇見的韓國旅人，大多沒有什麼特別令人討厭的地方，正相反，他們頭腦正常，舉止彬彬有禮，談吐也頗有見地（至於整容，我認為純屬個人選擇，無可厚非，根本算不上缺點）。
我尤其欣賞韓國女生，她們中的很多人堅強獨立，極能吃苦，非常能幹，很少自憐自艾或自賣自誇，更難得的是她們將之視作理所當然之事。某些獨自旅行的中國姑娘渾身都散發著「看！我一個人出來旅行多厲害多與眾不同」的「高貴冷艷」之氣，與這些人相比，路上遇見的韓國女生反而比較低調謙遜，有一顆平常心。
我記得大學時認識的一位韓國留學生素英，因為夢想來中國留學，然而家貧無法負擔學費，她於是在課餘同時打幾份工，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每天只吃泡菜和白飯過活，兩年後終於自己攢齊學費來到北京。我問她是否覺得辛苦，她一臉詫異：「苦？心愿達成，開心都來不及。」
還有大學暑期去韓國文化交流時認識的好友貞花，大學畢業後她成為體育記者，主動請纓去倫敦報道溫布爾頓網球賽。倫敦物價昂貴，她工作的那家雜誌社規模很小經費奇缺，上司不贊成她去，因為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可是貞花偏偏咬著牙關做到了。她每天省吃儉用，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和別的記者比起來真是寒酸得可憐。那段時間她住在我家，天天一大早就往賽場跑，一個人又當記者又當攝影師，晚上回來自己煮碗泡麵吃。半夜我們都睡了，她還在不眠不休地寫稿傳稿，一張臉瘦得只剩一雙大眼睛。然而她自己樂在其中，不以為苦，反而覺得是自己幸運才能有如此寶貴經歷……
我個人的經驗固然十分有限，然而我認識的很多韓國人確有可敬可愛之處。他們身上的那種頑強有時會令我聯想到八九十年代的韓國學生，即便是在經歷過血腥的光州事件之後，他們仍然頑強地與當時的軍政府抗爭，就算被催淚瓦斯嗆啞了嗓子，就算被棍棒敲斷了脊骨，他們仍然百折不撓地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迎著水龍和棍棒狂吼推翻獨裁的口號，直至最終取得勝利。
那天參觀完島嶼乘車回旅舍，同車的荷蘭男生與秀英攀談起來：「你在墨西哥的韓國公司工作？哪一家公司？」
「LG。」
荷蘭男生笑起來：「哈，競爭對手！我在荷蘭的三星電子工作。」
他的語氣中有明顯的自豪。
我和銘基坐在后座聽著他們的對話，不由得交換一個眼色。我們很明白對方在想什麼——中國何時才會有像LG和三星這樣成功的全球大企業？在拉丁美洲旅行這麼久，常令我們驚訝的便是到處都有韓國的影子。大街小巷到處都是韓國的現代汽車，旅舍里的電視機大多都是三星出品，當地人使用的手機、數碼相機、筆記本電腦不是三星就是LG，旅行社裡的韓文宣傳已經有超越日本的趨勢。我曾以為韓劇只是風靡亞洲，沒想到地球另一端的拉美人也為之瘋狂，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引進了韓劇，連玻利維亞貧窮小鎮的菜市場里也有小小電視機放映著西班牙語配音的韓國愛情故事。後來我們在智利與佳映重逢，她說起在首都聖地亞哥時住在當地人家中，那家的幾個女兒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韓國迷——從韓國菜到韓劇、韓國流行音樂，甚至韓國綜藝節目，她們統統如數家珍，知道的比佳映還要多。我自己也喜歡韓國的幾支樂隊，在英國時偶爾會聽他們的音樂。有一次在倫敦的某家中餐館，電視里正在放韓國MV，鄰桌的英國男生立刻向朋友介紹：「看！韓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