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納利先生的公寓位於羅馬的波爾卡里大街（Via S.Porcari）。從梵蒂岡走過去馬上就到，面對文藝復興廣場去聖天使城的大道。距地鐵站也近，過兩條街走到里埃恩茲奧街（Via Cola di Rienzo），一般東西都可買到。果蔬市場就在旁邊，到了梵蒂岡，還有梵蒂岡郵局（梵蒂岡郵局不屬義大利，乃梵蒂岡城國的郵局，郵票也不同，比義大利郵局不知正規多少倍）。沿里埃恩茲奧街徑直走十五分鐘，走到頭就到人民廣場。過了聖天使橋，馬上就是那沃那廣場（Piazza Navana）。
我們早已受夠了以前居住的郊外住宅小區交通的不便，決定這回哪怕房租多少貴一點也要住羅馬市中心。倒也是，若論便利，這座公寓可謂便利得無可挑剔，哪裡都可以走著去，從哪裡都能走著回來。
找到此處公寓純屬偶然。沿波爾卡里大街邊走邊談論「就在這一帶住吧」之間，碰巧看見一座帶傢具的短期出租公寓，是一座古宮殿風格的極有情調的建築，帶大門和院子，幽靜，日照也似乎不錯。打電話一問，正好有空房間。
只是，這空房間是地下室，再怎麼往好里說，也不能說是好房間。實質上是半地下室，老實說很難稱之為正常市民的居住空間。牆最上端有窗，彷彿安傑依·瓦依達（Andrzej Wajda）黑白電影的光線從那裡隱約瀉下。抬頭看去，可以一閃一閃看見路上來往行人的腳，恰似桑尼·克拉克（Sonny Clark）那張名叫《昂首闊步》（Cool Struttin）唱片封套上的攝影畫。小姐們穿著高跟鞋，那富有誘惑力的裸足不時能夠見到，長筒絲襪在羅馬快活輕佻的陽光下閃閃爍爍。如此腳踝帶著「咯噔咯噔」不無愜意的聲響從離我們腦頂很近的上方走過，作為風景誠然不壞，但天天看未免有點累。總的說來，這段地下生活沒有什麼美妙的事，或者不如明確承認倒霉的事更多。白天都有些陰暗，加之房間小，廚房設備也糟。電氣爐的火力不夠，煮通心粉都難有保證，水煮不沸。無奈，我們便用野營用的液化氣爐煮通心粉、煮飯。蹲在廚房地板上做飯很有點像難民，心裡空落落的，常想我們到底在這種地方幹什麼呢！
一下雨，面對院子的窗便滲水進來，房間里潮得厲害。由於電容量小，剛熨衣服，保險閘就「啪」一聲掀下來，房間里一團漆黑。更糟糕的是，這保險閘活活要命，一旦掀下來就很難複位。我們隔壁房間也一樣（地下有兩個房間），住在那裡的一對美國夫婦動不動就在漆黑中點蠟燭，保險閘比我們的還無可救藥。是從波士頓來的舉止高雅的中年夫婦，丈夫好像是外貿人士，想必是因為工作才滯留在羅馬。理所當然，兩人對羅馬這座城市深惡痛絕，其心情我也能夠理解——這樣的房間在美國百分之百是貧民窯。
我們之所以耐住性子住在這裡，外景（location）好這個關係固然也是有的，但主要是中意房東康納利先生的人品。康納利先生為人非常和藹可親，年紀估計七十五六，瘦高瘦高，舉止多少有些遲緩，但精神還蠻精神的，每天開著心愛的韋斯帕車來到公寓樓附近的事務所，身穿款式土氣的綠色外衣，戴一頂棒球帽樣式的帽子。康納利先生的職業是攝影師，他說過去曾為日本的出版社做過事，「一家名叫小學館的出版社委託我拍攝義大利的建築」，並給我看了照片集。看樣子是相當早以前拍攝的，多少有些褪色，但技術毫不含糊，讓人感覺很舒服。看他拍攝的人的衣著打扮，估計是20世紀60年代拍攝的。「眼睛不好了，已經從拍攝現場退下來了。」康納利先生說。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在文藝復興廣場附近的銀行工作，另一個兒子幫忙管理這座公寓樓。康納利先生只會義大利語和法語，因此是他的兒子把具體情況講給我們聽的。
康納利先生實在是個好人。義大利人里口惠而實不至的類型較多，但康納利先生誠心誠意、無微不至地對待我們，有什麼出問題的地方趕緊修好，缺什麼買來什麼。當然處理不順利的時候也是有的，但至少此人有關愛之情，即使在我遇到的義大利人之中也屬於相當出色的一類。一位深有舊時教養的老伯。
我們一眼就看好了康納利先生，心想這糟糕透頂的地下室也未嘗不可，遂耐住性子住了下來。人世間就是這麼回事，即使出現狀況，如果明白另一端有人，大多事情都可以忍受，反過來，即使置身於不太差的狀況，看不見人影也會心焦意躁、提心弔膽。
除了這個房間，這座公寓樓另外有一個房間。那個在地上，設施也比地下的完備。我猜想這間地下室原本不是給人住的，可能是倉庫什麼的，後來因多種原因改成了房間，所以種種設施都敷衍了事，故障也多，同地上的房間大不一樣。康納利先生保證說，如果地上的房間空了，就讓我們優先搬過去。「現在住在那裡的是一個單身赴任的汽車公司大人物，羅馬的事情一完就回都靈自己家去，不出兩三個月就會騰出來。」康納利先生說。
這麼著，我們就一邊在黑乎乎的地下室里熬日子，一邊等待菲亞特的大人物回都靈。不料，這小子說是下個月就回都靈，卻老賴在那個房間不動。據他說，他也不願意待在羅馬，也恨不得馬上就回都靈自己的家，問題是公司總是拖拖拉拉不給辦手續。問一個義大利人，得知這在義大利似乎是常有的事，並非像日本的公司那樣明確下達指令於某某日轉去某某分公司工作。「喂，你做好準備，下個月去都靈！」——聽上司這麼說而為此打點好行裝之後，事情卻遲遲不得進展。找上司打聽結果，上司不是說「噢那麼說來是那麼說過」就是說「唔那事已經沒影了」，往往就這樣不了了之。所以義大利人的話是靠不住的，連續說上三回之後再慢悠悠準備也絕不為晚。
如此這般，我們便日復一日在地下室生活。
不久，冬天來了，一天比一天冷。隔壁那對美國夫婦留下一句「感謝上帝總算可以逃離這座花園城市了」返回波士頓。由於太冷了，我們開車去義大利北部旅行。周遊土耳其時從米蘭的三菱代理公司租借的那輛大型三菱帕傑羅一直拖延未還，就開它出行。義大利人的馬虎大意也自有其可取之處——在義大利提起帕傑羅，那幾乎等於雅皮車。
我們一路住著小鎮旅館，沿高速公路緩緩北上。在威尼斯住了幾夜，然後經克雷莫納、熱那亞去了里維埃拉。本來指望里維埃拉會暖和些，不料到了一看，冬日的里維埃拉總好像空落落的，暖和誠然暖和，卻沒有什麼東西可讓人提起精神。和在西西里時一樣，身上不由得一陣陣發癢，有什麼不對頭的感覺一直揮之不去。
我們就帶這種不釋然的心情轉了帕爾馬、曼托瓦、費拉拉和阿西西，轉完又返回羅馬。
返回羅馬後仍過同樣的地下室生活，只好再次出遊。這次去米蘭。這樣一來，讓人覺得在帕傑羅中生活的時間可能會比房間里的長一些。好在有事臨時回了日本。前不久天皇沒了。我終於年屆四十。但不用說，到了四十也並不意味有什麼東西陡然發生變化，既不至於以這一天為界一下子老態龍鍾，又不會馬上聰明過人，無非產生一點點「奇怪呀」這樣的感覺而已。
回日本一看，日本的媒體鋪天蓋地全是天皇報道。有所謂「大喪之禮」，日本全國的警察集中到東京，不斷掀開下水道頂蓋，貼上封條，想必是為了防止過激分子的恐怖行徑，但從義大利回來當即目睹如此情景，神經好像整個出了毛病。我們回日本期間一直住在澀谷區的公寓里，但因為對東京這種瘋瘋顛顛的名堂煩不勝煩，加之不時有警察登門，令人快活不起來，於是決定乘新幹線去九州盡情泡一泡由布院溫泉，泡到這場騷動過去為止。這麼說或許不盡合適：九州的普通人似乎不怎麼把「大喪之禮」放在心上。而在東京，彷彿全世界都染成了同一顏色，不管見誰都談這個，全都就此發表這樣那樣的意見。五花八門的意見和感想如細微的塵埃漫天飛舞，微微震顫。所幸九州不同，感覺上天皇的葬禮也是和日常生活沒多大關係的「遙遠的故事」。
如此兵荒馬亂之間，康納利先生來電話了，告知都靈那小子終於回了都靈，房間空出來了，問我什麼打算。於是我們又一路奔向羅馬，心中感慨這樣子豈不成了無根的浮萍，那裡一趟，那裡膩了這裡一趟，這裡膩了又去那裡。那裡一趟這裡一趟倒沒什麼不可以的，可這樣下去，真想購買義大利航空公司的數次往返優惠票。
康納利先生留給我們的新房間位於一樓。說是一樓，其實是在一樓半左右的高度，因為地下室是半地下，一樓部分自然高出半層。較地下室當然明亮得多，房間也寬敞乾淨，廚房和浴室的功能遠為充實，連洗衣機都有。以前住的地下室沒有洗衣機，半年時間裡我們始終「喀哧喀哧」手洗，弄得滿手起泡，所以對康納利先生的新房間我們心滿意足。進得房間，餐桌上放著一個豪華的小果籃和一束鮮花，並附有一枚紙卡，上面寫有「獻給名聞遐邇的村上多特雷（博士）」（義大利人習慣這樣胡亂形容別人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