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回到羅馬。從西西里返回的一段時間裡，就連羅馬在我眼裡也顯得比較安穩平和，不可思議。我請朋友幫忙在羅馬郊外找了一家名叫「比拉·托雷克里」的公寓式旅館（residential hotel）。雖說是郊外，但距市中心坐大巴僅十來分鐘。當然，我是說如果大巴好好跑的話。房間並不很大，客廳、卧室、小廚房、浴室。在此安頓下來後，暫時不刻意做什麼，獃獃愣愣打發時光——正是旅行疲勞差不多浮出水面的時候。回想起來，這個那個手忙腳亂之間，離開日本已經四個多月了。由於氣候、食物的急劇改變，身體感覺似乎已一點點發生變化，頭髮乾乾巴巴，渾身酸懶，眼窩下陷，臉皮腫脹。
一如名稱所示，「比拉·托雷克里」是舊公館改造成的 ，帶一個甚是氣派的大院子。而且位於小山上（托雷克里乃「三座小山」之意），視野十分開闊，羅馬全城盡收眼底。從房間窗口可以望見外交部、台伯河以及有足球場的奧林匹克運動場。有足球比賽的日子，「噢噢噢——」的歡呼聲甚囂塵上，上空還霧濛濛地籠罩著吸煙的紫色煙氣。剛目睹時我還以為世界上發生了什麼天崩地裂的事情。
冬末至初春期間的羅馬風景給人以極深的印象，羅馬城簡直就像小孩子耍性子似的要把纏在身上的冬天抖掉，這點同任何時節的羅馬景緻都不一樣。奇形怪狀的雲氣勢洶洶地在空中飄移，在山麓蜿蜒流淌的台伯河無端地閃爍著奇異的光彩。我把桌子放在窗前，寫作累了，就漫然望著這樣的光景。為了紡織出文章，我自己的身體也像羅馬城一樣耍起性子。這個季節經常下雨，甚至不時下雹子（致使陽台上擺放的盆栽紫蘇全軍覆滅）。雨停時，雲絮強有力地四濺開來——感覺上頗像很早以前的場面壯觀的電影鏡頭——似乎只羅馬才有的眩目耀眼的太陽迫不及待地探出臉來，將城市染成一片金黃。切切實實感覺到春天即將來臨就是在這種時候。
不過，同如此漂亮的景緻和庭園風情相比，建築方面很難說有多麼氣派。說清楚些，已經搖搖欲墜，設備也有些粗糙。牆紙褪色，處處剝裂，電梯像得了肺結核似的「吭吭哧哧」，廚房換氣扇出故障動彈不得，窗扇吻合不好，熱水出不來，地板吱呀作響。原先大約是蠻不錯的建築物（甚至可能有情調）這點不難想像，但如今盡皆破敗不堪。總而言之，這座舊公館沒有為使其原樣保持下去而進行必要的修茸。據說，這裡動不動就換經營者，致使管理不夠到位。不過，只要不過於講究，大體過得去的生活還是可以維持的。其優點首推幽靜。作為我實在謝天謝地。不管怎樣，總算有了可以安下心寫小說的清靜環境。
小說初稿於3月7日完成。3月7日是個陰冷陰冷的日子。羅馬人稱3月為發瘋月——風雲突變，冷熱無常，前一天還煦暖如春，過了一夜就倒退回嚴冬。這天我是早上5點半起來的，在院子里跑了一小會兒，而後連續寫了十七個小時，於子夜前寫完小說。看日記，到底像是累了，上面僅有一句「何其快哉」。
我給講談社出版部的木下陽子打電話，告訴她小說大致脫稿。對方說4月初博洛尼亞有個「繪本」展銷會，講談社國際室有人參加，最好在那裡交付原稿。我說自認為是一部極有意思的小說。「哦——，原稿紙有九百頁？果真有意思？」她懷疑地說。此人疑心相當之重。
翌日我馬上開始第二稿，把寫在筆記本上、信紙上的原稿從頭到尾重寫一遍。四百字稿紙共九百頁份量的原稿用圓珠筆全部重寫下來，非我自吹，沒有體力是無論如何也做不來的。第二稿脫手是3月26日。由於想趕在博洛尼亞書展之前完成，爭分奪秒往前趕，以致最後右臂都麻木了，幾乎動彈不了。幸好體質上我從不肩酸，肩自是問題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時間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撐。寫長篇小說是個消耗極大的體力勞動，其程度遠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時下開始用文字處理機，變得輕鬆多了。
接著又馬不停蹄地開始對第二稿進行細細修改。這也徹底完成，而定名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亞前兩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寫小說期間，除了小說我什麼文章也沒寫。寫信的氣力都沒有了，甚至日記都應付了事。接下去要為一家文藝刊物把這一期間的事寫下來，較之隨筆，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對於我，寫長篇小說可以說是非常特殊的行為，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稱之為日常性行為。打個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樣。沒帶地圖，沒帶指南針，甚至食物都沒帶。樹木如牆壁密不透風，碩大的枝椏重重疊疊遮天蔽日，就連裡邊生息著怎樣的動物我都渾然不覺。
因此，寫長篇小說期間，我腦袋的某個部位總是圍繞死思來想去。
平時不至於思考這個。將死這個東西作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極其少有的——三十五六歲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長篇小說創作，我的腦海中便不由分說地出現死的圖像。這一圖像死死貼在腦袋四周的皮膚上不動，我持續感受著它的刺癢、它的討厭的摳抓。在小說最後完成那一瞬間到來之前，這種感觸絕不剝離。
總是這樣，屢試不爽。寫小說過程中，我總是心想我不願意死、不願意死、不願意死，至少絕不願意在小說平安寫完之前死去。想到扔開沒寫完的小說一命嗚呼，我就懊惱得幾乎落淚。也許不會成為留在文學史上的傑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說得極端些，如果不使小說完成，那麼準確說來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寫長篇小說我都或多或少這樣想，並且似乎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隨著自己作為小說家的閱歷的積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時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閉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麼一回事。並且這樣想道：不行，這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來，先去廚房往水壺灌水，打開電爐。這是為了做咖啡。我一邊等水開一邊這樣祈禱：「拜託了，再讓我多活幾天，我還需要一點時間！」可是——是的——我到底該向誰祈禱呢？若向神祈禱，自己迄今為止的人生實在太為所欲為了；而向命運祈禱，我又過於依賴自己了。也罷，無論向誰祈禱，只要一直祈禱，不久總會和誰順利溝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禱遲早被哪裡的外星人獲取，而從山頂上隨意向很多方向持續發射信息電波的科學家。不管怎樣，作為我除了祈禱別無他法，因為生息在這個不確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們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靜想來，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現在都已經近乎奇蹟。
這樣，我一味胡亂祈禱。祈禱漫不經心的菲亞特別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飛，祈禱街頭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搖來晃去的自動步槍別朝我突然開槍，祈禱公寓五樓陽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擺放著的花盆別瞄準我的腦袋滾落下來，祈禱精神異常者或吸毒成癮者別突然發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進我後背。
坐在面對卡武爾廣場（Piazza Cavour）的露天咖啡館裡，喝著蒸餾咖啡觀望四周景緻的時間裡，我驀然湧起不可思議的心情：此時在此地走動的人們，一百年後將蕩然無存。匆匆向前趕路的年輕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車的小學生也好盯視電影院招牌的小夥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後恐怕都要化為毫無價值的塵埃。和現在同樣的陽光一百年後必將同樣照耀這座城市，和現在同樣的風必將同樣吹過這條街道。然而，位於這裡的任何人都早已從這地表消失。
也罷，這樣也無所謂，我想。縱使一百年後我的小說如死蚯蚓一樣乾癟繼而消失，我認為那也是奈何不得的事。這並非什麼問題。我所追求的，既非永恆的生又不是不朽的傑作。我追求的僅僅是此時此刻，僅僅是允許自己好歹活到把這部小說寫完，如此而已。
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時間是凌晨3時50分。
當然外面還黑，到天亮還有一個小時多一點點，用英語說就是「Small Hours」，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稱之為「靈魂的黑暗」的時刻。如此說來，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也是在寫小說當中死去的。不過或許他還算幸福的，畢竟病情發作昏倒轉眼之間就斷氣了，恐怕連考慮未竟工作的時間都沒有。不，不對，倒地的剎那間說不定沒寫完的《最後的大亨》（The Last Ty）倏然掠過他的腦際。因為人這東西恐怕並非一下子就能死掉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很懊悔的事。那部小說已然在他腦袋裡寫完了，他只要把它變成眼睛看得見的形式即可。可是若提前死去，一切都化為泡影，任何人都無法將其復原。
我凝視窗外的夜色，考慮了一會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可以看見山腳下排列的街燈。街燈隊列沿著台伯河徐緩地迂迴著，一直向遠方伸去。不時有車燈劃著弧形消失在哪裡。不聞任何聲籟。岑寂。徹底的黑。就好像置身於深深的洞底。天空星月皆無，陰雲密布，如被罩上了頂蓋。我縮進沙發，舔一樣啜了一口白蘭地。這個時候喝酒太晚了，而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