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乍聽起來，這話挺有道理的，不過仔細琢磨一下，我覺得「性格影響命運」應該更準確點兒。因為決定一個人命運的因素有很多，絕不僅僅是性格。比如，過去的西方諺語常說的「含著銀勺子出生」——用現在的流行語演繹是「投胎是個技術活兒」——就充分說明了在當今社會人們心中，家庭背景大過一切。但不可否認，性格對命運起著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性格又是什麼決定的呢？我想最主要的，一個是遺傳，再一個就是經歷吧。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民族為什麼是現在這麼一個性格，而俄羅斯民族又是那樣一個性格，日本、韓國又分別有不同的明顯的個性，這一直是我極感興趣的問題。以後若有閑暇，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但眼下我想要探明的是，對我影響最深遠的人，我的爸爸媽媽，特別是爸爸——為什麼有那樣的個性？
他好學而謙遜，熱心但不免幼稚，正派又常顯草率，有頭腦卻最易輕信。他對自己的評價，是一個不成功的人（我不這樣看哦）。
回首他的經歷，影響他個性最重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伯伯，也就是他哥哥；一個是四爺爺，他的養父。伯伯敏銳的是非判斷能力和犀利的批判精神從小就對他影響深遠；而四爺爺則是持久地「潤物細無聲」地磨礪了他的性格。
4歲生日前夕，我隨爸爸媽媽到昆明去，第一次見到了四爺爺。在我那舊照片一樣微微泛黃的記憶里，四爺爺銀髮飄飄、粉臉龐，臉上常帶著笑容，說話慢悠悠的，好像永遠不著急的樣子。他那雙和藹而充滿智慧的眼睛，竟然有著海一樣寧靜的深藍色瞳仁（是我小時候的錯覺，其實他的瞳仁有一點兒淺灰色），真是太像童話里的聖誕老人了。用我長大以後想到的詞來形容，就是「鶴髮童顏，道骨仙風」。
「四爺爺」這個稱呼是怎麼來的呢？
100多年前，像那個時代許多家庭一樣，奶奶有一個很能生育的母親。她老人家一努勁兒，就生了十個孩子，而且是花插著的，五男五女。四爺爺排老七，奶奶排老九。但四爺爺在男孩子里排老四，所以奶奶叫他四哥，我當然就喊他「四爺爺」了。
四爺爺是奶奶走上革命道路的啟蒙人、指路人。他本人的故事，完全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他幾乎在少年時就參加了革命，1928年曾組織和領導了震驚全川的「七四」農民武裝暴動，那時他才22歲。後來他又多年在中共四川地下省委機關工作，長期擔任四川省委秘書長。新中國成立後，到1952年時，他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黨委書記，實際上是整個西南地區的第二大法官。這在一般世俗人眼裡，簡直就是順風順水前程似錦啊。
可是這時，令後人不解的事發生了：他鄭重地向組織上要求到經濟建設第一線去，到農業戰線去，到基層去。說白了，就是放棄高官厚祿到艱苦的地方去。
爸爸說，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不少這種人，他們是思想境界極高的人，但也是極單純的人。這種單純，在後人看來有些脫離「實際」了。因為革命勝利後，社會和人心都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慢慢發生變化，老革命們所開創的事業，正在進入新的階段。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是不同的：戰爭時期整體利益絕對第一，個人服從整體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但和平時期，個人利益的需求慢慢顯示出來了，人們在大的目標之下開始有了適度的個人利益的競爭。在幹部隊伍里也是一樣，只不過這種競爭和變化，是在高調的掩蓋下，緩緩地展開著。「級別」「地位」這些東西，既是對一個人工作能力的要求，也是對他品質的評斷、資歷的認可、業績的肯定。
當初國家取消供給制、實行薪金制時，給幹部定了24級標準。四爺爺在西南高等法院負責向中央申報評定級別事宜。法院的第一把手定為五級，而作為第二把手的四爺爺卻硬將自己定為11級，他的這種自謙自抑和淡然，讓同事和上下級都覺得不妥，認為與他的資歷和才幹根本不相符，但他依然堅持如此上報，並且終於獲得了批准。
如果照我的想法，自動讓賢似乎應當有一個思想前提，就是你認為讓賢的對象確實比你強，比你能力優秀、人格高尚。但現實操作中往往不是這麼回事。比如四爺爺，他清正廉潔、高尚無私，但你說他謙虛自抑是為了什麼，為了讓賢？恐怕不完全是——在四爺爺看來，名與利已不只是糞土，簡直是魔鬼，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在我們的國家，曾經有一批「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卻厭惡功名利祿的早期革命者，四爺爺就是這個群體里一個典型的代表。
躲避功名與逃避責任完全是兩碼事。四爺爺雖然不肯往上「爬」，但對自己的工作可是充滿了熱忱的幹勁。到了西南農科所，他開始了雄心勃勃的農業科研事業，很快就顯示出卓越的才華和高超的領導水平。可惜在那個時代，一個人是很難逃脫命運的捉弄的，四爺爺這種骨子裡單純正直的人更不例外。在狂熱的「大躍進」中，他出於「對黨高度負責」的態度，對全民大鍊鋼鐵那種盲目破壞生態、損害財物的行為略微抵制了一下，結果就遭到了暴風雨般的批判，之後就是降級、處分、貶調雲南。
這樣，他就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處級幹部。與他隔了一輩的我無法猜測他當時內心的真切感受，但從他事後的表現來看，似乎是處之泰然。
爸爸小時候曾過繼給他，成為養子，與他前前後後一起生活了十年。
為什麼要過繼給他呢？這又要稍微扯遠一點兒了。
當年奶奶和我的親爺爺都是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們先後進了著名的魯迅藝術學院。奶奶去的時候正好趕上氣壯山河的《黃河大合唱》排演，她參加了演出，這也成為她終生難忘的回憶。奶奶和爺爺在那裡結了婚。
新中國成立了，進了城，爺爺其他方面歷史自有評價，但在婚姻方面屬於「革命意志衰退」那類的，和奶奶離了婚。他受到了新中國剛頒布的《婚姻法》的嚴厲懲處。
奶奶一個人帶著幼小的伯伯和爸爸，又要緊張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生活相當不易。她那時在北京市一個區的房管所當所長，「管房子」。那時候人的工作熱情和幹勁是現在無法想像的，工作起來沒日沒夜。有一次下大雨，奶奶連夜帶人挨家挨戶搶修房子、幫小販搶撈那些被雨水沖走的物品，結果病倒了。四爺爺來北京開會，見到奶奶卧病在床的困苦情況，就建議把一個孩子放到他那兒撫養，以減輕奶奶的負擔。當時稍微大幾歲的伯伯已經有點兒懂事了，而爸爸還是個不知離別愁滋味的小娃娃，於是爸爸就成了四爺爺的養子。
在爸爸的印象中，在雲南昆明生活的那段歲月里從來沒見四爺爺有過什麼消極情緒，他總是那麼積極樂觀地工作。不過，家庭的簡陋是顯而易見的。爸爸回憶說，家裡只有兩小間屋子，一間10平方米左右，一間六七平方米，星期天大家都回來，六七個人擠在一起就相當局促了。家裡連個鬧鐘都沒有，那時多數老百姓都過著那樣的生活。所以，四爺爺一家就是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吧。其實，即使按四爺爺被降的級別，他也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待遇，只不過他是絕不肯的。
骨子裡，四爺爺對爸爸是很疼愛的，他讓爸爸在少年時期充分享受了父愛，從而培養了爸爸健全的人格。他儘可能讓爸爸的生活過得寬鬆，認為爸爸正處在長身體的階段，一定不能在這個階段發生問題，為此，每個月給爸爸生活費20元錢。
20元，在那個年代是個什麼概念？
那時許多工人工資只有三四十元，一些老工人也就拿六七十元，還要養活一大家子。人們除了工資之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收入。而爸爸作為一個中學生就有那麼多錢，每個月刨去伙食費還能剩下十一二元，所以他可以買許多書，甚至有一次花了15元買了一副「天價」的羽毛球拍子，後來他打羽毛球打得很漂亮，得益於那時他就有這樣的「奢侈品」。四爺爺自己雖然樸素，卻讓爸爸儘可能地享受著富家公子的優渥生活。爸爸大方豪爽的性格，很可能就跟這點兒物質基礎有關吧。
爸爸和四爺爺感情很深。四爺爺在生活上對他無微不至地關懷，更關心他思想的成長。每個星期六他從學校回來，四爺爺都要與他談心。四爺爺博學多才又關心時事，爸爸從他那裡得到許多知識和做人的道理。後來他回憶四爺爺時，常常說著說著眼裡就湧出淚來。
我那次見到四爺爺時已經是「文革」結束了，雲南省委為離休老幹部修建了很好的別墅小樓。當時省里有老紅軍資格的只有四人，四爺爺和四奶奶就是其中的兩位。這也是讓爸爸很欣慰、很自豪的一件事。
寫到這兒，爸爸性格的由來似乎也有了些端倪。但環境早已今非昔比，市場經濟大潮席捲而來，社會變化複雜萬端，原有的思想習慣若不能與時俱進很自然就會被淘汰。
爸爸常常自嘲他學老一輩沒學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不過有一點他做得很好，那就是雖然他事業不成功，但「父親」這一職責卻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