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日常使用的水電都是按使用量收費的。但計量本身並非一件顯而易見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托馬斯·愛迪生髮明的那些令人驚嘆不已的電器也要等到工廠和家庭都通電了才能派上用場。因此，愛迪生在事業的頂峰時期將注意力從電子器件設計轉向了電力傳輸網路。一開始的時候，很多問題都沒有答案，像是如何發電（交流還是直流？） ，如何輸電，以及如何收費，等等。在收費上，愛迪生傾向於採用固定費用方式。這也是現在絕大多數信息提供商喜歡的方法。比如，不管讀多少，讀者都為一份報紙付同樣的價錢。有線電視、書或者計算機軟體都是如此。所有這些都按你能用到的全部內容收取固定費用。
於是，愛迪生在用電上推行固定費用——只要你通了電，就要交一筆固定費用，否則一分錢也不用交。在他看來，統計不同用電量的成本要高於用電量的不同所帶來的成本。不過，最大的障礙還是在於如何計量用電量。他在紐約的通用電氣照明公司在運行的頭六個月中向用戶收取的就是固定費用。但是，讓愛迪生懊惱的是，這種辦法在經濟上行不通。迫不得已，愛迪生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他的補救措施就是電錶。但是他的電錶既不穩定，也不實用。冬天會凍住，有時候還會往回走，用戶不會讀表（又不相信公司派來的讀表員）。直到市政電網投入使用十年後，才由另一位發明家搞出了一種可靠的電度表。今天，除了這種方式，我們幾乎不會考慮其他的買電方式了。
一百年後，信息產業仍然缺少信息計量表。喬治·吉爾德，一位高科技的嗆聲者，這麼表述這個問題：「你不想每次渴的時候都必須為整個水庫付錢，而是希望只為眼前這一杯水付錢。」
確實，既然你要的就只是一杯水（部分信息），為什麼要為整個海洋（所有信息）付錢呢？要是你有一個信息計量表，就完全沒理由這麼做。創業家彼得·斯普拉格認為他正好發明了這麼一個東西。「我們可以用加密技術來強制信息計量。」他說。這個「信息龍頭」實際上是一個微型晶元，可以從一大堆加密數據中少量發放一點信息。斯普拉格發明了一個加密設備，對於裝有十萬頁法律文檔的只讀型光碟，不用整張賣2000美元，而是按每頁1美元的價格收費。這樣一來，用戶就只要為她使用的部分付賬，而且也只能使用她付過賬的那部分。
斯普拉格的辦法是讓每一頁文檔必須在解密後才能閱讀。用戶可以從目錄中選擇瀏覽的信息範圍。她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讀摘要或者綜述。然後她選擇想要的全文，由「分發器」解密。每解密一次就收一小筆錢（也許50美分）。費用由分發器裡面的計量晶元記錄，並從她的預付款里扣除（這個預付款也是存在計量晶元里的），就好像使用郵資咪表分發郵政資費條並自動扣錢一樣。當存款用完後，她可以給服務中心打電話，服務中心發送一條加密信息，通過數據機傳送到她的計算機的計量晶元中，從而給她的帳戶充值。分發器上現在有300美元，這300美元在購買信息的時候，可以按頁算，按段落算，或者按一條條的股票價格算，這要看信息賣主把信息切分到什麼樣的精細程度了。
信息極其容易複製，而信息擁有者希望能夠將信息有選擇地斷開。斯普拉格的加密計量設備所做的，就是令這二者不相衝突。通過分塊計量信息，這個設備可以讓信息自由流動，而且無處不在——就好象城市水管裝置中的水一樣。計量讓信息成為水電一樣的公共供給。
密碼朋克們指出，這種做法並不能阻止黑客免費截取信息。用來為衛星電視節目收費的視頻加密系統在投入運行之後的幾個星期之內就被破解了。儘管製造商聲稱這個加密-計量晶元是無法破解的，但那些發大財的破解產業利用了加密代碼周邊的漏洞（這些破解產業建立在印第安保留地裡面——這事就說來話長了）。盜版者會先找到一個有效註冊的解碼器盒子——比如說，在酒店房間里——然後把這個解碼器上的ID克隆到別的晶元上。客戶可以把他的解碼器寄到保留地「維修」，新的解碼器寄回來的時候就克隆了酒店解碼器盒子上的ID。電視節目所採用的廣播方式是無法察覺那些克隆出來的觀眾的。簡而言之，黑掉這個系統的方法不是解密，而是在密碼與其附屬的設備之間做了手腳。
沒有不可破解的系統。但是破解一個加密系統需要技能和精力。信息計量表雖然攔不住賊偷或者黑客，卻可以消除那些坐享其成以及人類天生的分享慾望的影響。視頻加密衛星電視系統消除了大規模的用戶盜版行為——這種盜版行為在有加密之前令衛星電視大為困擾，現在也仍然折磨著軟體和複印這兩個領域。加密技術將盜版行為變成一件繁瑣的事，不像以前那樣隨便一個傻子拿張空盤就能幹。衛星加密技術總體來說是有效的，因為加密永勝。
彼得·斯普拉格的密碼-計量表允許艾麗絲想複製多少加密的光碟都可以，反正她只需為她要使用的內容付費。從根本上來說，密碼-計量表把付費過程和複製過程分離了。
用加密技術強制實施信息計量的辦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並不限制信息的複製慾望。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麼一小段信息會在可用的網路中複製，直到充滿整個網路。在活力的驅動下，每個事實都自然會儘可能多地擴散。事實越是能「適應」——越有趣或者越有用——傳播得就越廣。觀念或彌母（即文化基因）在人群中的傳播與基因在種群中的傳播非常相似。基因和「文化基因」都依賴於一個由複製機器組成的網路——細胞、大腦或者電腦終端。這樣的網路由一堆靈活地連接在一起的節點組成，每個節點都可以複製（或者完全相同或者有所變化）從另一個節點傳來的信息。蝴蝶種群和一批電子郵件信息有相同的訴求：要麼複製、要麼消亡。信息要的就是被複制。
我們的數字社會建造了一個由無數的個人傳真機、圖書館影印機和電腦硬碟組成的超級拷貝網路；我們的信息社會也彷彿是一個巨大的聚合形態的複印機。但我們卻不讓這個超級機器去複製。令所有人感到驚奇的是，在一個角落產生的信息，可以很快地傳播到其他角落。我們之前的經濟體系是建立在物品的稀缺性上的，所以我們迄今為止都在通過控制每一個複製活動來對抗信息天生的擴散性。我們擁有一個巨大的並行複製機，卻試圖扼殺絕大多數複製行為。和其它清教徒政體下的情形相同，這行不通。信息要的就是被複制。
「讓信息自由流動！」蒂姆·梅大聲喊到。不過，這個「自由」，已經不是斯圖爾特·布蘭德那句經常被引用的格言「信息要免費」中的意思，而變成了某種更為微妙的含義：沒有枷鎖和束縛。信息想要的是自由地流動和複製。在一個由去中心化的節點組成的網路世界中，成功屬於那些順應信息複製和流動主張的人。
斯普拉格的加密計量表利用了付費和複製的區別。「計算一個軟體被調用的次數很容易，但是要統計它被複制過多少次就難了。」說這話的是軟體架構師布萊德·考克斯。他在一段發到網上的話中寫道：
軟體不同於有形物體的地方是從根本上無法監控其複製，但是卻能監控其使用。那麼，為什麼不圍繞著信息時代的物品和製造業時代的物品之間的差別來建設信息時代的市場經濟呢？如果收費機制是以監控計算機裡面軟體的使用為基礎的話，那麼賣主們就可以完全省去版權保護了。
考克斯是一個軟體開發人員，他的專長就是面向對象編程。而面向對象編程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可以減少漏洞這一優點之外，與傳統的軟體相比還有另外兩個重大改進。首先，面向對象編程提供給用戶一種更靈活的、不同任務之間有更多協作的應用，這就好像是房子裡面的傢具都是活的，而不是固定的。其次，面向對象編程可以讓開發人員重用軟體模塊，無論模塊是他自己寫的，還是從別人那裡買來的。要建一個資料庫，像考克斯這樣的面向對象設計師就會用到排序演算法、欄位管理、表格生成以及圖標處理等，然後把它們組裝到一起，而不是完全重寫。考克斯編寫了一套非常酷的對象，把它賣給了斯蒂夫·喬布斯，用在機 上，但是，作為固定業務，銷售代碼模塊太慢了。這就好像是沿街叫賣打油詩一樣。要想收回編寫代碼的成本，如果直接賣代碼的話就找不到幾個買主，如果賣拷貝的話又太難監控。但如果用戶每激活一次代碼就能產生收入的話，代碼的作者就可以靠寫代碼謀生了。
在探討對象們「按使用」銷售的市場可能性的同時，考克斯發現了網路化的信息的自然本質：讓拷貝流動起來，然後按照每一次使用收費。他說：「前提就是，複製保護對於像軟體這種無形的、容易複製的商品來說是完全錯誤的想法。因為你所想要達到的目標，就是要讓信息時代的物品不管通過什麼渠道都能自由地分發、自由地獲取。鼓勵人們積極地從網路上下載軟體，拷給朋友們，或者用垃圾郵件發給根本不認識的人。從衛星上傳播我的軟體吧！拜託！」
考克斯還補充說（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