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旅行，途中也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每次旅行時，我常會問這些朋友關於他們國家裡誠實和道德的問題。因此，我開始明白文化差異（無論是地域、國家或是企業的文化差異）對不誠實的影響。
如果你不是在美國長大，就請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與美國人相比，你們國家的人的欺騙程度會更高或更低嗎？在問了許多國家的人這個問題後，我發現人們總會相信自己國家的人更愛欺騙他人，大多數人還認為他們國家的人比美國人的欺騙程度高（加拿大和北歐國家的人不這樣認為，但這也比較符合常理）。
我明白這些只是人們的主觀印象，但也非常想知道實際情況與他們的猜測是否相吻合。所以，我決定更直接地測試這些文化感知。為了探究文化差異，我們首先需要統一各地區的金錢動因。如果我們總是在參與者答對一道問題後給他們與一美元等價的錢，就可能造成報酬在一些地區高，在另一些地區低的情況。我們開始時想到的統一報酬的方法是使用一種全世界都認識的商品，例如麥當勞的漢堡。根據這種方法，參與者每解決一個方陣，就能得到一些錢，錢數是所在地區麥當勞漢堡價格的1/4。（這種方法的前提是假設制定麥當勞產品定價的人，了解當地人民的經濟購買力，並依此定價。）
最後，我們決定使用「啤酒指數」，這與上面提到的方法相似。我們在各地的酒吧賣啤酒，而參與者每解決一個矩陣，我們支付給他們的錢是一品脫 啤酒價錢的1/4。（為了確保我們的參與者是清醒的，我們在他們剛進酒吧的時候就進行了實驗。）
因為我是在以色列長大的，所以特別想知道以色列人的欺騙程度如何（我承認，我曾認為以色列人會比美國人的欺騙程度高）。但結果表明，以色列的參與者在矩陣實驗中的欺騙程度與美國人是相同的。我們又決定在別的國家試試。我有一位同事名叫王雪麗，是位中國人，她確信中國人比美國人的欺騙程度要高。但這一次，我們測得中國人的欺騙程度與美國人並無不同。弗朗西斯卡·吉諾來自義大利，她也非常肯定義大利人的欺騙程度會更高，她用迷人的嗓音說道：「去義大利吧，那裡的人會告訴你什麼叫作真正的欺騙。」但是，她也錯了。在土耳其、加拿大和英國的情況同樣如此。事實上，每個國家的欺騙程度似乎都相等，至少我們測試過的國家全都如此。
許多國籍不同、文化也不同的人強烈地認為不同國家的欺騙程度是不同的，但我們的實驗並沒有發現欺騙程度在這些不同的國家和文化中有較大的區別，我們該如何解釋這樣的情況呢？另外，實驗結果顯示的欺騙程度相同，但現實生活中不同國家、不同文化間的貪污腐敗程度卻明顯不同，這又該如何解釋呢？我想，這些觀點都是正確的。我們的數據反映了欺騙中重要且真實的方面，但文化差異同樣也反映了這一方面。下面的內容就是原因。
我們的矩陣測試，並不存在於任何文化環境中。也就是說，它不是任何社會或文化環境中固有的元素。因此，它測試的是人類一些基本的能力：道德上的靈活性及重新定義自身情況和行為，以希望能反映出自己積極的一面。另外，我們的日常活動則錯綜複雜地根植於文化背景之中。文化背景可能從兩個主要的方面來影響不誠實行為：它能決定人們參加的某些特定活動是否超出道德界限，還能改變在任何特定領域都可接受的經驗係數。
以作弊為例。在美國的大學裡，人們十分重視作弊問題，但在其他文化中，作弊被視為學生與老師之間玩的撲克牌遊戲。在這些文化中，作弊被抓比作弊本身的影響更不好。同樣，在一些社會中，不同種類的欺騙，例如逃稅、婚外情、非法下載軟體和周圍沒車時闖紅燈等都不被贊同，但在其他一些社會中，這些行為被視作中性行為，人們甚至對此夸夸其談。
當然，無論是從能夠降低不誠實行為的社會影響來看，還是從會使不誠實與腐敗行為更加猖獗的社會動因來看，我們還需要了解更多文化對欺騙的影響。
更加應該補充的一點是，我應該指出在我所有的跨文化實驗中，有一次我們發現了不同點。雷切利·巴肯和我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一家酒吧里做了一次實驗，許多美國國會的工作人員都愛在這家酒吧喝酒。我們又在紐約市的一家酒吧進行了同樣的實驗，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則是這家酒吧的常客。酒吧就是我們發現文化差異的地方。你認為誰的欺騙程度更高，是政治家還是銀行家？我敢肯定是政治家，但實驗的結果卻恰恰相反，銀行家欺騙的程度是政治家的兩倍。（但在開始懷疑你的銀行朋友，相信你的政治朋友之前，你應該考慮到我們測試的政治家都是年輕的政治家，大多是美國國會的工作人員。所以，他們的成長與發展的空間還很大。）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關於欺騙的書中都會提及婚外情以及人們因為不忠而編造的各種複雜的託詞。畢竟，在時下的流行語中，欺騙似乎就是不忠的代名詞。
實際上，不忠可以被視作世界上最具戲劇性的娛樂源泉。如果當今的婚姻不忠者，例如伊麗莎白·泰勒、查爾斯王子、老虎伍茲、布拉德·皮特、艾略特·斯皮策和阿諾德·施瓦辛格等，若他們沒有欺騙其愛人，娛樂雜誌以及各種報道娛樂新聞的機構就可能會面臨破產（可以這樣說）。
根據經驗係數理論，不忠最可能是我們已談到的不誠實行為所包含的所有特點的原型。首先，它沒有成為成本—收益分析行為的典型（至少是典型的一種）。我還認為，不忠的傾向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將自身行為合理化的能力。其次，一個小的行為可能是一個吻，也可能是使我們在將來做出更加不忠行為的動因。遠離日常生活，例如在隨他人一同出遊這種社會規則不明確的情況下，我們將不忠行為合理化的能力也會進一步提高。最後，具有創造力的人，例如演員、藝術家和政治家等（他們都被認為具有不誠實傾向），更加擅長編造其行為為什麼是合理且可行的理由。不忠與其他類型的不誠實行為相似，都會受到我們周圍人行為的影響。如果某個人結交的朋友中，很多都發生了婚外情，那麼這個人就更容易受到影響，也就更容易在感情上發生不忠。
不忠與欺騙有著細微的差別，它很複雜，且從社會的角度看也很重要。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本書不分出一個章節來寫不忠？為什麼只用這樣一小段來描述這個如此吸引人的話題呢？問題出在數據上。我通常喜歡依照實驗和數據來下結論，而進行有關不忠的實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很難去評估關於人的本性的數據。這意味著，關於不忠的問題，我們只能靠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