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拉圖的「蓋吉氏神話」中，牧羊人蓋吉氏發現了一枚能讓自己隱身的戒指。擁有這種能力後，他開始了無節制的犯罪。他去了國王的宮殿，勾引了皇后，並與皇后合謀殺害了國王，掌控了整個王國。在敘述這個故事時，柏拉圖很想知道是否真的有人能忍住不用隱身的能力。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害怕被別人發現是否是防止我們做錯事的唯一動因（幾千年後，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在《指環王》中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描述）。對於我來說，柏拉圖的這個神話有力地說明團隊合作的環境能抑制我們欺騙的傾向。當我們在團隊中工作時，其他的成員就像是監視器，而且，知道自己被監視後，我們就不太會去欺騙了。
梅麗莎·貝特森、丹尼爾·列托和吉爾伯特·羅伯茨（三人都來自紐卡斯爾大學）做的一項設計精巧的實驗表明：人們只要感覺被監視了，就能抑制自身不良行為的發生。這項實驗是在紐卡斯爾大學心理系的廚房裡做的。教授和其他職工能在這間廚房裡喝茶、喝咖啡和牛奶等。在沏茶的地方，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喝茶的人請自覺向旁邊的錢箱投一些錢」。10周的時間過去了，牌子上總會畫上一些圖畫，但每周的圖案都會變。有5周的時間牌子上畫的是花，而其他5周畫的是一雙「注視著人的眼睛」。每周過後，研究者都會數錢箱里的錢數。結果是什麼呢？當牌子上畫著花時，盒子里會出現一些錢，但當牌子上畫著「注視著人的眼睛」時，錢箱里的錢數是之前的4倍。
與行為經濟學中的許多發現一樣，這個實驗的結果也是喜憂參半。從消極的方面看，它表明即使是心理系的教職員（他們本應該意識到這些）也想要不付錢就走人。從積極的方面看，當感覺自己被監視時，人們會表現得更誠實。實驗還表明，我們並不是很需要已被充分發展的奧威爾式方法，即「老大哥在看著你呢」，更為微妙的、給人以被注視的感覺的提示就能有效地增加人們的誠實度。也許，在珍妮弗老闆的辦公室牆上掛一個畫有「注視著人的眼睛」的警示牌就能改變他的行為。
在思考珍妮弗的情況時，弗朗西斯卡·吉諾和我開始好奇不誠實行為在團隊合作的環境中是如何運作的。監視真的能減少欺騙行為嗎？團隊中的社會聯繫會提升利他主義和不誠實度嗎？如果監視和團隊中的社會聯繫這兩種動因從相反的方向對人們施加影響，哪種力量會更強大呢？為了闡述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再次使用矩陣實驗。實驗包括基本的控制條件（此條件下，不可能存在欺騙行為）、粉碎機條件（此條件下，可能發生欺騙行為）和一個往粉碎機條件中加入了合作因素的新條件。
作為探究團隊影響的第一步，我們不想讓合作者有機會討論他們的策略或成為朋友，所以，在我們設計的合作條件下，團隊的兩名成員間互相不認識，也毫無聯繫，我們將這個條件稱為遠距離團隊條件。假設你是遠距離團隊條件下的一名參與者，就像普通的粉碎機條件，你坐在書桌前用2號鉛筆在5分鐘內盡量多地解決矩陣問題。時間一到，你就可以走到碎紙機前粉碎答卷。
至此，這些步驟和基本的粉碎機條件都一樣，但現在我們引入了合作因素。實驗人員會告訴你，你是某個兩人團隊中的一員，且你們倆將平分團隊得到的總報酬。實驗人員指出，你會得到一張紙片，可能是藍色的，也可能是綠色的，紙片右上角印有數字。之後，你需要在屋子裡走一圈，找出與你的紙片顏色不同但右上角的數字相同的人。找到合作者後，你們就可以坐在一起，然後兩個人都在紙片上寫下各自正確解決的矩陣數。接下來，你需要在你的紙片上寫下你的同伴正確解決的問題數。最後，你將數字相加，作為評估自己表現的依據。在完成這些步驟後，你們要一起走到實驗人員那裡，把各自的紙片交上去。既然你的測試紙被粉碎掉了，實驗人員就沒辦法檢測你上報數據的真實性。所以，他會以你上報的數據為依據給你報酬，之後，你們倆就可以平分報酬了。
你是否會認為這種條件下的欺騙程度比個人在粉碎機條件下的欺騙程度更高？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果：當參與者知道誇大自己正確解決的問題數能讓自己和他人都受益時，欺騙程度往往會更高，比知道受益者只有自己時多了3個。這個結果表明，知道結果有利於他人時，人們就會做出欺騙行為，即使我們並不認識這個受益的人。這樣看來，即使是利他主義也有陰暗的一面。
這並不是一個好消息，但事實的全部並不是如此。
談論了團隊合作的一個不利面（即當別人甚至是陌生人能從我們的欺騙行為中受益時，我們往往會變得更不誠實）後，我們想將實驗的視角轉向合作的有利面，看看當團隊成員相互監視時會發生什麼。假設你和其他幾位參與者在某個房間里，這些參與者你都沒見過，但需要任意地與其中一位搭配成兩人團隊。幸運的是，你和一位面善的年輕女士一組。在和她交談前，你需要絕對安靜地完成矩陣任務。你是第一位參與者，所以矩陣任務從你開始測試。在解決了第一個矩陣問題後，開始解決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與此同時，你的同伴一直在你解決問題時看著你，當然，還有你回答不出來問題的時候。5分鐘過後，你輕輕地放下鉛筆，而你的同伴拿起鉛筆開始做矩陣題，此時，輪到你看著她做。時間一到，你們一起走到碎紙機前粉碎了試卷。然後，兩個人在同一張紙片上分別寫下自己正確解決的矩陣數，再把兩個數加起來，得到你們的總分。最後，你們走到實驗人員的書桌前拿走各自的報酬。在整個過程中，你們之間沒有任何語言交流。
我們這次得出的欺騙程度又如何呢？沒有欺騙！儘管我們在反反覆復的實驗中觀察到人們有欺騙的普遍傾向，儘管我們知道當別人能從自己的欺騙行為中受益時會有欺騙的傾向，但嚴密地監視能使他們不再欺騙。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實驗表明：欺騙行為的背後有兩種動因在起作用。當團隊成員能從人們的不誠實行為中受益時，這種利他的傾向使人們的欺騙程度加大，但直接監視能減少不誠實行為，甚至將其完全排除。若這兩種動因同時存在，問題又產生了：在更為日常的團隊合作中，哪種動因的影響更大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設定一個能使團隊成員間的交流更為真實和平常的實驗環境。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在前兩個實驗中，參與者之間沒有真正的交流，但在日常生活中，討論和友好地交談是團隊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希望能將這個重要的社會因素增加到實驗中來，因此，我們又設計了一個實驗。這次，參與者能相互交流，相互了解，成為好朋友。為了幫助他們打破沉默，我們甚至為他們準備了一些可以互相提問的問題。接下來，他們需要輪流監督對方做矩陣題。
遺憾的是，當我們將這個社會因素加入實驗後，參與者的欺騙行為又多了起來。在兩種因素同時對參與者施加影響後，參與者多報了4個矩陣題。所以，利他主義能提升欺騙程度，直接監視能減少欺騙程度，但當團隊成員有機會彼此交流並受到監視時，利他主義的影響就會大於監視的影響。
多數人都認為，我們與醫生、會計、金融顧問和律師等人的關係越長久，這些人就越有可能關心我們，也就越有可能將我們的利益放在首位。例如，想像你剛從醫生那兒得到（初步）診斷結果，並需要在兩種診斷方案中做出選擇：一種是昂貴的積極治療，另一種是暫緩治療，即檢測你的身體，看你的身體如何抵禦疾病以及如何痊癒（「等待觀察」是這種診斷方案的專業術語）。對於你來說，這兩種選擇哪個更好並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對於醫生來說，病人選擇昂貴的積極治療顯然可以給醫生帶來更多收益。現在，假設你的醫生告訴你，你應該選擇積極治療的方案，並且，最遲下周就應該開始治療。你會遵從醫生的建議嗎？或者，你會考慮到利益衝突，認為醫生的建議不可靠，從而選擇第二種方案嗎？面臨這種兩難的選擇時，大多數人都會非常相信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而且與這些人認識得越久，就越會相信他們。畢竟，如果我們和給出建議的人已經認識了很多年，他們就會更關心我們，會從我們的角度出發，給我們提出更好的建議。
然而，另一種可能是，隨著這些專業服務的提供者與我們的關係加深，他們在推薦以自己的最佳利益作為考量的治療方案時，會有意無意地變得更坦然。珍妮特·施瓦茨（杜蘭大學教授，她曾和我一起與醫藥代表共進晚餐）、瑪麗·弗朗西斯·魯斯（杜克大學教授）和我曾試著解決這個問題。在研究之前，我們真心希望隨著專業服務提供者與客戶關係的深入，這些專業人士能多為顧客的利益著想，較少考慮自身利益。然而，我們得到的結果正好與此相反。
我們通過分析近12年來數百萬個牙科手術病例，來探究這個問題。我們看了許多補牙的例子，主要是看補牙的材料是銀汞合金還是烤瓷。你也知道，銀汞合金持久耐用，造價低；而烤瓷雖昂貴易碎，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