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有些公司非常了解人類互惠的傾向，也因此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努力讓別人產生責任感。最能體現這種類型的職業，是那些擅長製造利益衝突的政府說客，他們將僱主提供的事實告知那些政客，然後不斷給政客灌輸責任感的意識和互惠的感覺，希望這些政客在投票時會考慮其僱主的利益，以此作為回報。
說客並不是唯一追求利益衝突的職業，為了數額可觀的錢，其他職業在這方面也與說客旗鼓相當。我們來看醫藥公司里醫藥代表的工作方式。醫藥代表的工作就是去拜訪醫生，說服醫生們採購治療各種疾病（從哮喘到卓–艾綜合征）的醫療器械和藥物。首先，他們會給醫生一支印有其醫藥公司商標的筆，或一個筆記本、一個水杯，抑或是一些免費的藥物樣品。這些小禮物能微妙地影響到醫生的心理狀態，使醫生在開藥時多開幾次這種藥物，這是因為他們覺得有必要回報送自己禮物的醫藥公司。
但是，這些小禮物和免費的藥物樣品只是醫藥代表哄醫生時使用的幾個小手段。我的一個同事，同時也是我的朋友（我們暫且稱其為MD），告訴我「他們（醫藥代表）做事面面俱到」。MD還說藥品公司，尤其是小型藥品公司，會訓練他們的醫藥代表，讓他們像對待上帝一樣對待醫生。而且，這些醫藥代表大多數都很有魅力。整個服務鏈條的協調配合如軍隊一樣嚴謹周密，每位醫藥代表都能進入一個資料庫，裡面清楚地記錄著每位醫生上個季度開的藥方（既有該公司的藥物，也有其競爭公司的藥物）。醫藥代表也會想方設法知道每位醫生及其辦公室員工都喜歡吃什麼食物，醫生每天什麼時候願意見醫藥代表，以及什麼類型的代表與醫生最談得來。如果一位醫生和某位女性醫藥代表見面的時間長，那麼藥品公司就會調整這位女性醫藥代表的工作時間，讓她能在該醫生辦公室里待的時間更長。如果某位醫生是個軍事迷，藥品公司就會派一名退伍的老兵。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醫藥代表還要對醫生平時接觸的人表示友善，所以，當他們去醫生的辦公室時，總會給護士和前台的工作人員發一些糖和小禮物，這樣就能確保他們從進門開始就受到青睞。
有個非常好玩的做法叫作「隨便吃」，即醫生可以打著教育的名號去提前預訂檔次高且可叫外賣的餐館隨便點自己想吃的食物。某些做法還可惠及醫學院的學生和實習醫生。這種策略有一個特別富有創造性的例子是著名的黑杯子，印有公司標識的黑色杯子被送到醫生和住院醫生的手上。按公司安排，只要醫生把這個杯子帶到當地任何一家咖啡連鎖店（並未提及該連鎖店的名字），就可以享受濃縮咖啡或卡布奇諾的無限續杯。大家都爭著想得到這個杯子，這個杯子在學生和實習醫生中還成為地位的象徵。這些做法越來越猖狂，醫院和美國醫學會進而出台了更多的規定，限制這些明目張胆的市場策略。當然，隨著這些規則越來越嚴厲，醫藥代表會繼續尋找新的且有創意的方法，以便影響醫生。這場「競賽」仍將繼續……
幾年前，我的同事珍妮特·施瓦茨（美國杜蘭大學教授）和我一起請幾位醫藥代表吃晚飯，本意是讓他們透露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我們把他們帶到一家高級餐廳，席間不斷地給他們倒酒，感覺有些像是在討好這些代表。喝得盡興了，微醺中他們把行業中的小把戲一一道來。而我們聽後，都感到很震驚。
想像一下有位20多歲的醫藥代表，是那種極具魅力、女孩子夢寐以求的約會對象。他是如何說服一位女醫生參加他推廣的藥品信息講座的呢？他的方法就是答應陪這位女醫生去學交際舞。這其實就是一種沒有明說的交換關係：代表幫醫生一個忙，醫生拿他代理的免費的藥物樣品並向病人推薦該藥品。
代表還講了另外一個慣用手法，就是給醫生所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送飯（我想這也是當護士或接待員的好處）。甚至有的醫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提出，如果代表想見到醫生，午飯就要輪換著送牛排和龍蝦。令人震驚的是，醫生有時候甚至把代表叫到檢查室去（讓他以「專家」的身份）直接向病人介紹某種藥物。
從賣醫療器械的代表那裡聽來的故事更讓人不安。我們了解到，推銷醫療器械的代表在實施手術的手術室里銷售儀器的情況也很常見，且不是少數。
我和珍妮特驚奇地發現，醫藥代表對經典的心理說服策略非常了解，而且能自然而然地、熟練地運用這些策略。其中有個策略是，他們會雇醫生去給其他的醫生做簡短的講座來推廣自己的藥物。現在，醫藥代表真正在意的不是聽眾從講座中學到了什麼，而是做這個講座對演講者有何影響。他們發現，當演講者對某種藥物的好處進行講解後，他們會開始相信自己說的話，此後也會按自己所說的內容給病人開藥。心理學研究表明：我們會很快且很容易地相信自己說的話，就連自己當初為什麼會這麼說都不重要了。（在以上的例子中，醫生這麼說的原因是他們拿了別人的錢，受雇於人。）這是認知失調在起作用：醫生也許會解釋道，如果他們向別人推薦某種藥物，那這種藥物的療效肯定不錯，因此他們的信念就和自己的演講口徑一致了，開藥時也會按自己演講時說的開。
代表說他們還會使用其他手法，即成為變色龍——按不同的情況使用不同的口音、展現出不同性格和政治立場。他們以能把醫生哄得舒服而感到驕傲。有時合作關係還能發展成社會關係，有些醫藥代表會和醫生像朋友那樣去海釣或打籃球。有了這樣的經歷，醫生在開藥時就會更高興地用自己「鐵哥們兒」的葯。當然，醫生在和醫藥代表釣魚或投籃時並沒有覺得自己在道德方面妥協了，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在和一個朋友放鬆度假，而這個朋友碰巧是個生意人。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醫生可能並沒有覺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毫無疑問，他們確實是被利用了。
偽裝的恩惠不容易被識別，但多數情況下，利益衝突還是很容易被識別出來。有時製藥公司會給醫生幾千美元的諮詢費，有時製藥公司會給醫學院研究部門捐一座大樓或直接捐款，希望以此影響利益相關者的看法。這種做法會引起很多的利益衝突，在醫學院里尤其如此，因為醫學院里的教授對藥物的偏見會影響到學生和病人的態度。
《紐約時報》的記者達夫·威爾遜給出了一個這種行為的例子。幾年前，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注意到，他們的藥理學教授重點介紹了一款降膽固醇葯的好處，而對其副作用輕描淡寫。學生上網搜索後發現，在10家藥品公司的工資單上都有這位教授的名字，其中，有5家公司都製造降膽固醇葯。這樣做的不止這位教授，威爾遜說：「從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公開信息來看，在8900位教授和講師中，有大約1600位曾向校長報告說，他們或其家屬與某家製藥企業有金錢交易關係，而這些企業與其教學、研究或臨床治療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繫。」若這些教授公然以藥物推薦充當學術知識，我們就要面臨嚴重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