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與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式針鋒相對的初步證據，我和雷切利決定走出實驗室，到更為自然的情境中繼續研究。我們希望研究人們每天都可能碰到的情境，測試「真實的人」，而不僅僅是學生（儘管我發現學生並不喜歡自己被當作不真實的人）。我們此前做的實驗範例中缺少了一種成分，就是能使人們得到表現良好、表達仁慈的機會。在實驗室里進行的實驗，參與者最多只能做到不作弊而已，但在真實情景中，人們可以更仁慈、更慷慨。考慮到這個細節後，我們既能測試出人性中消極的一面又能測試出其積極一面的情境。
假設一家大型的農貿市場沿街而立，街道有多長，市場就有多大。該市場坐落於以色列南部城鎮比爾謝瓦中心。天氣很熱，很多商販都在自己的店鋪前擺出商品來賣，街道兩邊都是如此。你可以看到一盤盤橄欖和乳酪，聞到新鮮的香草，冒著酸氣的泡菜，剛出爐的麵包和熟透了的草莓的氣味。你的耳邊迴響著商人的叫賣聲，「最後一天大減價」「又香又甜」「便宜賣了」。
安娜維拄著白手杖和塔里一起來到農貿市場。他們沿著不同的方向，都去了幾家蔬菜店。每到一家蔬菜店，他們都會告訴商販自己還需要辦點兒別的事，並請商販在他們離開後為他們稱2公斤西紅柿。提出要求後，他們就會離開蔬菜店10分鐘，然後再回來取西紅柿，直接付錢並離開。接著，他們會把從各處買來的西紅柿拿到市場盡頭的另一位商販那裡，請他鑒定西紅柿的質量。通過比較安娜維和塔里各自買來的西紅柿，我們就可以看出誰買到的西紅柿質量更好，誰買到的質量更差。
安娜維是否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呢？如果只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商販挑選出賣相最差的西紅柿給安娜維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再好看的西紅柿，安娜維也是看不到的。傳統經濟學派，例如芝加哥經濟學派可能還會認為，想要使所有人（商販、安娜維以及其他顧客）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商販就應該將賣相最差的西紅柿賣給安娜維，把賣相好的西紅柿留給那些能夠從中獲得感官愉悅的顧客。但實驗的結果是，商販們為安娜維挑選的西紅柿的外表並不是很難看，實際上，甚至比塔里買到的還更好看一些。這些商販不計損失、不怕麻煩地為一位盲人顧客挑選出質量較高的西紅柿。
有了這些樂觀的結果後，我們緊接著去探究另一個飽受質疑的職業：計程車司機。繞路是計程車行業一個比較流行的做法，指的是計程車司機會載著不知道路線的乘客繞路，這樣做能多賺很多錢。例如，一項關於拉斯維加斯的計程車司機的研究發現，從麥卡倫國際機場出發到拉斯維加斯大道的計程車，如果走洲際215高速公路，原本應為3.2公里的路程經此一繞，可使計程車司機收取的費用增至92美元。
考慮到計程車司機的壞名聲，人們難免會懷疑他們平時也經常撒謊，或者有可能去欺騙那些發現不了他們這種欺騙行為的人。在下一個實驗中，安娜維和塔里乘坐計程車在以色列火車站和本古里安大學之間往返了20次。計程車在這段特定路程的定價標準是，如果你要求司機打表，費用大約是25謝克爾（約7美元）；如果不打表，通常情況下，統一收費是20謝克爾（約5.5美元）。按我們的設定，安娜維和塔里都要讓計程車司機打表計價。有時候，司機會告訴「不知行情」的乘客，不打表的價格會更便宜一些。但是，安娜維和塔里總會堅持要求打表。到達目的地後，安娜維和塔里會問司機需要付多少錢，他們付了錢後，就離開計程車，幾分鐘過後，再搭乘另一輛計程車返回出發地。
查看了他們各自的費用後，我們發現儘管安娜維和塔里都堅持要求打表計價，但安娜維付的錢要比塔里少。這是怎麼回事呢？一種可能是，搭載安娜維的司機走的是最短且收費最少的路線，而搭載塔里的司機走的是路程更長的路線。如果真是這樣，那就說明司機沒有欺騙安娜維，卻在一定程度上欺騙了塔里。但安娜維對此有不同的解釋，她告訴我們：「在要求司機打表時，我聽到他們打開計價器的聲音，但還沒到達終點時，我卻聽到很多司機關上了計價器，所以費用比較接近20謝克爾。」而塔里說：「我在車上時，司機從未提前關過計價器，我總得支付大約25謝克爾。」
這些結果表明了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計程車司機並沒有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來獲取最大利益。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了，則向安娜維報的計價表上的費用就應該高於其實際費用，或是他們應該載著安娜維多繞些路。第二，計程車司機不僅沒有欺騙行為，甚至做得更好。他們考慮到了安娜維的利益，並為她的利益損失了部分個人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