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下一個實驗將要關注的是，當參與者感到自己很可能會被抓住時，會發生什麼。在這個實驗中，我們主要使用了一台局部安全監視器，其作用等同於人在監視。
我們要求一個小組的參與者粉碎掉一半的答卷，這就意味著，如果他們作弊的話，我們就有可能從中得到證據。我們又要求另一組參與者粉碎他們所有的答卷，這就意味著就算他們作弊也不會被發現。最後，我們要求第三個小組粉碎其全部答卷，離開測試房間，並從一個裝有超過100美元的零錢和硬幣的大錢箱中自行取出報酬。在這個自取報酬的條件下，參與者不僅能在作弊後不受懲罰，還可能多拿報酬。
這次我們換了另外一個小組，讓他們預測在每個條件下參與者會說出自己解決了多少個問題。他們又一次認為欺騙行為的趨勢會遵循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式，預測參與者在被抓到的可能性降低時，會稱自己解決了更多的矩陣問題。
我們得到了什麼結果呢？大多數人依然作弊，但謊報的數目並不大，這3種條件下（粉碎一半的答卷，粉碎全部答卷，粉碎全部答卷並自取報酬）的欺騙程度是相同的。
現在，你可能會懷疑參與者是否真的相信在我們的實驗條件下，他們可以作弊且不被抓住。為了證明這一點，我、雷切利·巴肯（本古里安大學教授）和安娜維·馬哈巴尼（與雷切利一起工作的碩士研究生）做了另一項研究。研究中，安娜維或另一位助理研究員塔里負責監督實驗。安娜維與塔里在許多地方都很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娜維是位盲人。也就是說，當她負責監督時，參與者更容易作弊。當參與者在堆滿錢的桌子上拿走自己的報酬時，他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為即使他們多拿了，安娜維也看不到。
那麼，在安娜維負責監督時，參與者的欺騙程度會更高嗎？答案是，他們雖然會多拿一些錢，但無論是安娜維負責監督還是塔里負責監督，參與者拿的錢數都是一樣的。
實驗結果說明，被抓的可能性對欺騙程度並無太大影響。當然，我並沒有說被抓的可能性對人完全沒有影響，畢竟不會有人在身旁站著警察時偷車。結果同時也表明了，被抓的可能性對我們的影響並沒有預期的那樣大，且其在實驗中沒有起作用。
你可能還在懷疑實驗的參與者是否存在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只在少數問題上作弊，就沒有人會懷疑我。但如果我作弊的問題數量過多，就可能會引起懷疑或受到他人的質問。」
我們在下面的實驗中測試了這個可能性。這次，我們告訴1/2的參與者：一般的學生能在這個實驗中解決大約4個矩陣問題（這是真實數據）。而告訴另外1/2的參與者：一般的學生能解決大約8個矩陣問題。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如果決定作弊又不想表現得太明顯，參與者在兩種情況下都會說自己解決的矩陣數比自認為的平均數高（也就是說，當他們認為平均成績是4時，會謊稱自己解決了6個矩陣問題；認為平均成績是8時，會謊稱自己解決了10個矩陣問題）。
如此一來，當這些參與者估測別人解決了更多的矩陣問題時，他們又會怎麼做呢？結果是，他們絲毫沒有受到這個想法的影響。無論他們認為平均解決的問題數是4個還是8個，他們報告的矩陣問題解決數量比自己實際解決的矩陣問題都多出2個（如果他們自己實際解決了4個矩陣問題，就會報告說解決了6個問題）。
這個結果表明，決定欺騙程度的因素不是擔心太突出。相反，我們做出的欺騙行為的程度是以自身道德感所能接受的程度為限。從本質上來說，我們欺騙的程度取決於不傷害自身的誠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