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都得意於這樣一種想法，我們的思維是客觀、理性、合乎邏輯的。我們做出的決定都基於推理，這一「事實」讓我們感到自豪。我們決定投資、買房子、為孩子選學校，或者求醫問葯，都以為自己做出的決策是最佳的。
有時確實如此，但這同時也是認知偏見經常把我們帶入歧途的原因，特別是在我們需要做出重大、困難、痛苦的抉擇之時。為了展示這一點，讓我先拿自己的個人經歷舉例，來看一看我本人在幾種偏見引導下所做的重要決定——這一決定的後果至今影響著我每天的生活。
你已經知道，我在事故中受傷，身體損傷非常嚴重。身上多處燒焦，並且右手一部分已經燒到了骨頭。我入院後的第三天，一個醫生來到我的病房告訴我，我的右臂腫得厲害，體內壓力太大，致使血液無法流向手部，必須立即動手術才有一線希望保住它。醫生整理著器械盤，裡面似乎整齊地擺放著幾十把手術刀，他解釋說，為了降低壓力，他必須把皮膚切開進行引流手術，並且消炎。他還對我說，因為我的心肺功能都很差，在手術過程中不能使用麻醉劑。
接下來的治療過程，沒在中世紀生活過的人根本就無法想像。一個護士把我那血肉模糊的左臂連同肩膀固定住，另一個護士用全身重量壓住我的右肩和右臂使它不能活動。我眼看著手術刀劃開我的皮膚，從肩部慢慢向下切，緩緩地向肘部撕開。我感覺醫生似乎是在用一把生鏽的鈍鋤頭把我整個人切成兩半。劇烈的疼痛難以想像，我只能大口地喘著粗氣。接著又是一下，這一次是從肘部開始，往下一直划到手腕。
我一邊叫喊，一邊求他們住手。「疼死我了！」我叫道。不管我說什麼，不管我怎麼苦苦哀求，他們就是不肯停下。「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聲嘶力竭，一遍又一遍地喊著。他們只是死死地把我按住，我一點兒也動彈不了。
最後，醫生告訴我馬上就完了，後面的手術很快就會結束。他教給我一個辦法對付疼痛的折磨：數數。他讓我從1數到10，越慢越好。1、2、3……我感覺時間放慢了，整個人已經被疼痛吞噬，能做的只有慢慢地往下數，4、5、6……疼痛一會兒轉到上面，一會兒又到下面，他繼續在我胳臂上又切又劃；7、8、9……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種皮肉撕裂的感覺，痛徹心扉的折磨，還有那漫長的等待……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數到了「10」！
醫生收住了手術刀，護士們鬆開我。我感覺自己就像古代的騎士，勇敢地戰勝了肢解的苦難，已經筋疲力盡了。「很好。」醫生說，「我在你的手臂上切了4刀，從肩部到腕部；之後還有幾處，然後就真的做完了。」
我想像中的騎士一下子癱倒了。我已經竭盡全力地說服自己堅持挺到了最後一刻，確信從1數到10，一切就會結束。我預感到了即將到來的疼痛，幾秒鐘以前似乎還能對付，但此刻，我已被無邊的恐懼所包圍。我還能過得了這一關嗎？
「求求你，你讓我怎麼都行。請停下！」我哀求著。但是毫無用處，他們把我按得更緊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最後一次懇求，但是醫生好像沒聽見，繼續在我的每一根手指上切割。整個過程中我倒著往回數，每次數到10，就把它喊出來。我數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後，他終於停下。我的手敏感得難以置信，疼痛無休無止，不過，我意識到我還活著。我一邊看著自己流血的身體，一邊哭喊著，他們把我丟開走了，讓我自己休息。
那時，我還不了解這次手術的重要性，也不懂讓手術中的人數數為什麼可以減輕疼痛。 那位醫生不顧同事們的反對，冒著很大的風險想保全我的胳膊。那一天他確實讓我吃盡了苦頭，多年後我還記憶猶新。不過他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
幾個月以後，另外一組醫生對我說，我歷盡痛苦保存下來的胳臂恢複的情況不好，最好的辦法是從肘部以下截肢。我對這個主意本能地加以排斥，但他們冷靜、理性地把事實擺在我的面前：用一根鉤子代替我的前臂和手，可以最大限度地減輕我的疼痛。這樣還可以大幅度減少我的手術次數。鉤子使用起來比較容易，一旦適應了，其實比我受傷的手還好用。他們還說，我也可以配假肢，戴上它不會像鐵鉤（霍克）船長那樣邪惡，儘管這種假肢用起來並不那麼方便。
要做這樣的決定真是太難了。儘管我天天要忍受痛苦，行動也不方便，但我仍然難以割捨自己的手臂。我根本無法想像失去它我該怎麼生活，也無法接受我會習慣於使用一根鉤子，或者一條與皮膚顏色相近的塑料假肢生活。最後，我決定還是要保留那可憐的、儘管作用有限、徒有虛名的手臂，湊合著能幹什麼就盡量幹什麼吧。
20多年來，我發表了許多書面材料，絕大多數是學術論文，但是我的身體不允許我長時間打字。我可能一天只能打滿一頁紙，盡量用短句回覆幾封電子郵件，要是工作量再大一點兒，我的手就會疼，而且要持續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我的手指無法抬起或者伸直；要是用力伸，感覺就像骨節脫臼一般。從正面理解，我學會了高度依賴能幹的助手和適當藉助於聲音識別軟體，還逐步了解到，起碼從某種程度上，怎樣與日常疼痛做鬥爭。
站在目前的立場，我很難說保留手臂是個正確的決定。鑒於它有限的功能和它一直帶給我的疼痛（時至今日仍然如此），而且我現在對決策瑕疵問題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懷疑保留手臂這件事，從成本—效益的意義上來說是個錯誤。我們來看一下影響我做決策的因素。首先，我不願意接受醫生的建議，是因為兩種有關的心理因素，我們稱之為「稟賦效應」和「損失厭惡感」。在這兩種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我們一般會過高估價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把失去它看作損失。損失在心理上是痛苦的，因此，我們需要有許多額外的激勵才願意放棄某些東西。稟賦效應使我對手臂的價值估價過高，因為它屬於我，我對它有依戀，而損失厭惡感又使我難以放棄，即使放棄它是有道理的。
第二種非理性影響被稱作「保持現狀偏見」。一般來說，我們願意保持事物現狀；做出改變既困難又痛苦，我們寧願如果不改變就盡量不變。在我的這個具體例子里，我寧可聽之任之（部分原因是我害怕決定一旦做出後悔莫及），湊合著保留手臂，不管它損傷得有多嚴重。
第三種影響與人類怪癖和決定的不可逆轉有關。事實表明，進行一般選擇已經夠困難了，不可逆轉的選擇就更加困難。我們為了買房子或者選擇職業長時間地絞盡腦汁，因為我們對未來知之不多，難以決斷。不過，要是我們知道決定一旦做出，就木已成舟，你再也不能換房子或者改變職業，你會怎麼辦？如果一旦做出選擇，你必須終生接受，並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這樣的選擇令人望而生畏。對我來說，一旦決定做截肢手術，就會永遠失去手臂，一想到這一點，我就躊躇猶豫，難下決心。
最後，我想到失去前臂和右手的長遠影響，我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最終適應這一變化。如果用鉤子或者假肢，會有什麼樣的感覺？人們會怎樣看我？如果我想和別人握手怎麼辦？做筆記或者與愛人親熱呢？
你看，假如我是個完全理性、精於計算的人，對自己的手臂沒有一絲情感依戀，就不會為稟賦效應、損失厭惡感、保持現狀偏見與不可逆轉的決定苦惱。我就會準確地預料到裝了假肢後我的未來會怎樣，因此對自己前景的看法就會與醫生們的不約而同。假如我真的那麼理性，我就會理所當然地聽從他們的忠告，並且最終也會適應新裝的假肢（如同我們第六章里討論的那樣）。但是我並非那麼理性，我堅持保留手臂——結果是做了更多的手術，帶來了更多的不便，經受了更多的痛苦。
這一切聽起來就像故事裡的老生常談：「要是我早知道會這樣，那該多好啊！」很明顯你會這樣問我：如果你認識到當時的決定是錯的，現在為什麼不把它截掉呢？
同樣，這裡也存在幾個非理性的理由。第一，只要一想到回到醫院治療或者做手術我就直打怵。實際上，直到今天，我到醫院去探視病人，只要聞到那裡的氣味就會喚起我的回憶，精神上又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你可能猜到了，我最怕的事情就是長期住院）。第二，儘管我能夠理解和分析自己的某些決策偏見，但我仍然處在它們的影響之下。它們對我的影響從來就沒有完全消失過（你要是想爭取更好的決策，必須牢記這一點）。第三，多年來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使雙手盡量恢複正常，每天忍受疼痛，想盡辦法克服種種局限，我已經深深地陷入「沉沒成本誤區」。回顧所有的努力，我不願意讓這一切付諸東流，便下決心繼續下去。
第四，受傷後經過了20多年，我已經逐步把自己的決定合理化了。正如我所注意到的，人是無比奇異的自我合理化機器，從我的案例中，我可以講出無數個故事來證明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例如，在有人碰到我的右臂時，我會感到奇癢無比，僅憑這一點我就可以說服自己，這種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