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已經懂事的美國人中很少有人會忘記「小女孩傑西卡」的傳奇故事。傑西卡是得克薩斯州米德蘭市一個18個月大的小女孩。她在姨媽家的後院玩耍，不小心跌落到一口6.7米深的廢井裡。在漆黑一片的井底，傑西卡被卡在岩石縫裡長達58.5個小時，但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現場媒體報道使人們感覺這段時間好像有數周之久。事件把人們的心都連到了一起，隨即趕來的鑽井工人、營救人員、鄰居和米德蘭市的記者夜以繼日地守候在廢井周圍，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觀看電視直播，關注著營救工作的每一步進展。營救人員發現小女孩的右腿死死地卡在岩石縫裡，大家都跟著焦慮萬分。聽到工人們報告他們把小擴音器沿井壁吊到廢井下面，給傑西卡播放《鵝媽媽童謠》這首兒歌（想到當時的情景，他們選得真妙），小女孩跟著擴音器播放的兒歌唱起來，世界各地的人都為之欣喜。最後，營救團隊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旁邊打了一口平行的豎井，終於把小女孩從井裡安全地救出，電視機旁與現場的所有人無不熱淚盈眶，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
營救事件以後，麥克魯爾一家一共收到了人們捐給小傑西卡的70萬美元。《綜藝》和《人物雜誌》刊登了扣人心弦的故事連載。《得克薩斯報》的斯科特·肖因為拍攝營救人員懷抱中的小傑西卡的照片而獲得了1988年的普利策獎。這個故事後來被改編成電影《拯救落井幼兒》，由博·布里奇斯和帕蒂·杜克主演，博比·喬治·戴恩斯和傑夫·羅奇創作的主題歌更是把傑西卡的故事變成了傳唱不朽的歌謠。
當然，傑西卡和她的家人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為什麼傑西卡得到美國有線新聞網的報道數量竟遠遠超過1994年的盧安達種族大屠殺——在這一事件中，有80萬人，其中包括許多兒童，在100天的時間裡慘遭殺戮。為什麼我們對一個得克薩斯州的小姑娘自然流露出的同情和牽掛遠遠超過對達爾富爾、辛巴威和剛果被殺害、被餓死的那些人？把這個問題的範圍再擴展一點兒，見到某一個人受難，我們會馬上從椅子上跳起來填寫支票，而面對其他更嚴重、牽涉更多人的悲劇，我們卻往往不能聞聲而起立即採取行動？
這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它難倒了從遠古時代直到今天的許多哲學家、宗教思想家、作家和社會科學家。對於重大悲劇的普遍冷漠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事件披露過程中信息的缺失、種族因素、地球另一端人們的痛苦對我們的衝擊，事實上遠不如我們的「鄰居」那麼直接。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似乎直接與災難的大小有關——提出這一觀念的不是別人，正是約瑟夫·斯大林，他說：「一個人的死亡是個悲劇，但是100萬人的死亡不過是個統計數字」。一貫與斯大林持相反觀點的特里莎修女，這一次也表達了同樣的情感，她說道：「如果看到的是一大群人，我不會採取行動。如果看到的是一個人，我一定會採取行動。」這說明我們對某一個不幸的人會懷有無窮的憐憫之心，卻普遍地（令人不安地）對許多人的痛苦漠不關心。
難道真的是悲慘事件涉及的人越多，我們的關心程度就越小嗎？這種想法令人沮喪，我必須事先警告，下面的內容讀起來令人不快——但是，這一現象與人類的很多其他問題一樣，重要的是要了解我們的行為到底是由什麼驅動的。
為了更好地理解人們為什麼對個人苦難的反應比對許多人的苦難強烈，我先帶你們看一看德比·斯摩爾（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喬治·勒文斯坦和保羅·斯洛維奇（俄勒岡大學教授）進行的一個實驗。德比、喬治和保羅付給每個參與者5美元讓他們填寫一些問卷。在參與者拿到這5美元以後，德比、喬治和保羅會向他們介紹因某種食品短缺而引發的有關問題，然後問他們是否願意從這5美元里捐獻出一些來幫助解決這一問題。
你可能猜到了，對於不同的人，德比等人向他們介紹食品短缺問題的方式也會不同。其中一組稱作「統計數字條件」組，他們讀到如下信息：
馬拉維的食品短缺影響到了300多萬兒童。在辛巴威，降雨嚴重不足導致玉米產量比2000年時下降了42%，結果有大約300萬辛巴威人面臨饑荒。400萬安哥拉人，該國人口的1/3，已經被迫逃離家園。在衣索比亞，1100多萬人急需食品援助。
接下來，參與者有機會把剛才掙到的5美元中的一部分捐獻給提供食品援助的慈善組織。先別往下讀，問一下你自己：「如果我處在參與者的地位，我會捐嗎，會捐多少？」
第二組參與者，我們把給他們設定的條件稱作「可識別條件」，給他們的信息是有關洛基亞——一個面臨飢餓的7歲的馬里小女孩。參與者會看到她的照片和下面的文字（似乎來自一封求助的電子郵件）：
你的捐款會改變她的一生。因為你和其他捐款人的幫助，拯救兒童基金會將與洛基亞的家人和社區的人們一起，讓她有飯吃，讓她有書讀，並給她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衛生教育。
如同統計數字條件一組，可識別條件組的參與者也有機會把剛掙到的5美元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捐獻出來。同樣，你也問一下自己，你在讀了洛基亞的故事以後願意捐出多少錢。你是願意捐錢幫助洛基亞呢，還是更願意把錢捐給廣義上的與非洲飢餓做鬥爭的運動組織？
如果你像多數參與者一樣，你捐給洛基亞的錢會是捐給廣義的與非洲飢餓做鬥爭運動組織的兩倍（在統計數字條件組，平均捐款為參與者答卷收入的23%，而在可識別條件組，平均捐款為統計數字條件組的兩倍多，達到參與者答卷收入的48%）。這就是被社會科學家稱作「可識別受害者效應」的本質；我們一旦看到一張面孔、一幅照片、一個人的具體情況，我們就會感同身受，隨之而來的就是行動——捐款。但是，如果信息沒有具體到個人細節，我們就不會有很強烈的同情心，結果就很難採取行動。
可識別受害者效應當然早就被很多慈善組織注意到了，包括拯救兒童基金會、畸形兒基金會、國際兒童基金會，美國仁慈協會等。這些組織很清楚，打開我們錢包的關鍵就是喚起我們的同情心，個人苦難的具體實例是點燃我們感情的最有效方式（個人具體實例→喚起感情→打開錢包）。
在我看來，美國癌症協會（ACS）在利用可識別受害者效應的潛在心理方面做出了非常成功的範例。美國癌症協會不僅懂得感情的重要性，還知道怎樣調動它。美國癌症協會是怎麼做的？首先，「癌症」這個詞本身就比那個更科學、更能闡明病理的術語「轉移性細胞異化」更能產生更有力的感情想像空間。美國癌症協會還使用了另一種修辭手法，把患過癌症的人一律加封為「存活者」，而不管這個人病情的輕重（甚至有可能某人只是壽終正寢，其體內的癌變遠沒有來得及發生作用）。冠以感情色彩的辭彙「存活者」給這項事業增加了爆炸性的力量。我們並不會把這個詞與其他疾病，例如哮喘或者骨質疏鬆相聯繫。比如說，美國腎病基金會把患過腎病的人稱作「腎衰竭存活者」，難道人們不應該捐更多的錢來與這種痛苦的疾病做鬥爭嗎？
還有，把「存活者」的頭銜加到任何患過癌症的人身上，都能夠讓美國癌症協會與那些對於這一事業有深厚個人興趣的人建立強大的同情網路，與那些未患癌症的人建立更多的人際交往。通過美國癌症協會舉辦的馬拉松比賽和其他慈善活動，那些原本與這項事業沒有直接聯繫的人也會加入捐款的行列。他們未必對癌症的研究與防治感興趣，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認識了某一個「癌症存活者」，就使他們對某一個人的關心轉變為了把時間和金錢貢獻給美國癌症協會的行動。
上述實驗和故事顯示，我們願意付出金錢、時間和努力幫助可識別的受害者，而面對「統計數字」的受害者（數十萬盧安達人）卻不採取行動。不過，這種行為方式的原因是什麼？如同很多複雜的社會問題，這一現象也同樣反映了多種心理因素的作用。在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動腦筋進行一項實驗。
假想你正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準備參加面試，應聘夢寐以求的工作。離面試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你決定從賓館步行去面試地點，順便沿途欣賞城市風光，清醒一下頭腦。你在經過查爾斯河上的一座橋時，聽到有人呼救。你看到河的上游幾米外，有個小女孩在水中掙扎——她一邊呼救，一邊大口喘著氣。你身穿一套嶄新的西裝和為面試專門準備的其他飾品，價值不菲——比如說，花了1000美元。你的游泳技術不錯，但是現在要立即跳下去救人，已經來不及脫衣服了。怎麼辦？十有八九你不會猶豫，會奮身跳入河中把她救上來，自己渾身濕透，新衣服在救人的過程中被扯壞，面試也耽誤了。當然，你決定跳水救人說明你是位了不起的、有愛心的好人，但同時也可能部分取決於三種心理因素。
第一，你需要與受害者接近——心理學家把這種因素稱作「密切度」。但是，密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