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適應能力的動物，能習慣於一切事物。」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19世紀末，對青蛙、昆蟲以及許多生物來說都是災難深重的時期。心理學研究在歐洲和美國蓬勃發展（這部分歸功於查爾斯·達爾文），科學家們如痴似狂地對不幸的研究對象進行分割、肢解、重新組裝。據科學傳記記載，他們曾把上述某些動物慢慢加熱，以測定它們對環境變化的適應程度。
這類研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個無從考證的故事——溫水煮青蛙。假如你把一隻青蛙放到一鍋開水中，它會拚命掙扎，並且很快跳出來。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與室溫相同的水裡，它就會安穩地待在裡面。接著，水慢慢加熱，青蛙會漸漸適應水溫，停在原處不動。如果你繼續不斷地加溫，到頭來就會把青蛙煮死在鍋里。
我無法肯定地說溫水煮青蛙這個實驗是否能成立，因為我沒有做過，但是這個故事的確道出了適應法則的精髓。普遍接受的假設是：一切動物，包括人類，只要經過一定時間就幾乎可以適應一切。
溫水煮青蛙的故事一般是作為貶義使用。阿爾·戈爾發現這個典故可以很方便地用來比喻那些對全球變暖效應熟視無睹的人，還有人用它警示對於人權的逐漸侵蝕，商業人士和銷售人員用它來證明這樣的觀點，即產品、服務、政策，例如價格的變化必須通過漸進方式改變，這樣顧客才會有時間適應（最好是察覺不到）。對於適應性的上述比喻，人們已經司空見慣，《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羅斯在一家叫作「溫水煮青蛙文檔」的網上專欄中聲稱：「由於濕地縮小，水質污染，青蛙們的日子越來越艱難，政客們的陳詞濫調也越來越沒人聽。我求大家可憐一下青蛙，讓政客們的愚蠢說教也提高點兒層次，別再使用『溫水煮青蛙』這個愚蠢的杜撰了。」
事實上，青蛙的適應能力確實了不起。它們能在水中和陸地上生活，它們能把自己的顏色變得與周圍環境相似，有的甚至可以模仿它們有毒的「遠親」嚇退敵人。人類也一樣，人的身體對環境有奇異的適應能力，從嚴寒貧瘠的北極到熾熱乾旱的沙漠，人類的身體適應能力是人類特性中最值得誇耀的技能。
為了更好地觀察人類奇妙的適應能力，我們來考慮一下人的視覺系統到底是如何運作的。你看完日場電影，從昏暗的電影院走到陽光下的停車場，雖然是猛然暴露在耀眼的陽光下，但你的眼睛卻很快就會調整過來。從昏暗的電影院轉移到明亮的陽光下，顯示出適應的兩種方式。第一，我們能很好地適應範圍很寬的光譜，光照度從光天化日之下（照度最強可以達到100000勒克斯）到黃昏日落（照度最弱僅為1勒克斯）。即使在星光下（照度最弱僅為0.001勒克斯），我們也能分辨出某些東西。第二，眼睛的調整需要一點兒時間。我們剛從暗處來到亮處，眼睛不能完全睜開，但是過了幾分鐘，我們就習慣了新的環境，視覺系統就會正常運作。我們適應得非常輕鬆，以至於幾乎感覺不出外面的實際亮度。
對光的適應能力只不過是人類總體適應能力中的一個例子。人們遇到新的氣味、物體表面、溫度、環境雜訊等，也會經歷同樣的過程。一開始，大家都有明顯的感覺，但時間一長，人們就逐漸不再注意，到了一定程度，就習以為常了。
說到底，人們對於周圍世界進行觀察與學習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適應能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事物過濾器」，它能夠幫助人們把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正在發生的變化上，預見到可能帶來的機會或招致的危險。適應能力讓人們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發現重要的變化並加以處理，同時忽略那些非重要變化。如果空氣的味道5個小時以來持續不變，你不會有異樣的感覺。但如果你在沙發上看書，聞到煤氣的味道，就會立刻注意到並馬上離開，到室外給煤氣公司打電話。我們應該慶幸，人體能夠熟練地適應許多不同層次的變化。
還有一種適應叫作「享樂適應」。它與我們對痛苦和愉悅經歷的反應有關。舉個例子，我們通過假想來進行一個實驗：閉上眼睛，假想你在汽車事故中受了重傷，腰部以下完全癱瘓，你會怎麼樣。假想你坐在輪椅上，再也不能站起來走路、跑步了。假想你天天要面對殘疾的心理折磨與肉體痛苦，許多活動的樂趣再也享受不到了，你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已經化為泡影。想到這些，你可能認為失去雙腿就會使你痛苦終生，永無出頭之日。
實際上，我們很善於觀察未來，卻預見不到我們如何適應它。很難想像，過上一段時間，你可能就習慣了生活方式的改變，適應了你的殘疾，並且發現一切並不像你原來想的那麼可怕。你更難想像到，在新的條件下還會發現新的預想不到的快樂。
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人們適應的速度比我們想像中要快。問題是：適應是怎樣進行的，它到底能否提高人們的滿足感，如果能，會提高到什麼程度？
我上特拉維夫大學的第一年，有機會對疼痛適應的概念 進行反思，後來又進行了實證檢驗。我最早學習的一門課程是大腦生理機能。這門課的目的是了解大腦不同部分，以及它們與行為之間的關聯。哈南·弗倫克教授問我們，飢餓、癲癇，以及記憶的運行機制是什麼？語言的產生與發展的原因是什麼？我對生理學專業沒有太大的興趣，但實際上從許多方面來說，它都是非同尋常的一門課——包括弗倫克教授通過親身經歷指引自己的研究興趣。
弗倫克教授出生在荷蘭，1968年移居到以色列時還不滿18歲。他參加以色列國防軍不久，乘坐的裝甲車壓到了地雷，裝甲車被炸，造成他雙腿截肢。鑒於這樣的經歷，弗倫克教授的主要研究興趣，毫不奇怪，就是疼痛，我們在課堂上對這一課題做了某些詳細探討。我本人對這一課題也有很大興趣，經常到弗倫克教授的辦公室與他進行深入討論。由於我們倆經歷相似，我們對痛苦的討論既有個人因素，又屬專業研究。不久，我們發現我們在痛苦、痊癒、克服傷殘方面有類似的經歷。我們還在同一康復中心治療過，儘管前後間隔了好多年，我們接受過相同醫生、護士，以及理療師的治療。
有一次到弗倫克教授那裡去，我對他說我剛去看過牙，鑽牙時我沒使用普魯卡因或其他止疼劑。「我覺得挺有意思。」我說，「鑽牙很疼，我能感覺到鑽頭打在神經上，但我還能忍得住。」奇怪，弗倫克教授告訴我，他自從受傷以後看牙科也從來不用普魯卡因。我們開始琢磨，這到底是因為我們倆碰巧都是以疼為樂的怪人，還是由於我們長期經受疼痛，因此鑽牙似乎就成了小菜一碟的事，對我們影響不大。從直覺上，或許我們都比較自信，我們認為很可能是後者。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弗倫克教授讓我順便到他的辦公室去一趟。他一直在考慮我們倆的談話，建議我們用實驗證明這一假設，即假定我們倆別的方面都正常，對疼痛不太在乎只是由於我們的經歷造成的。於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的社會科學研究就此開始。
我們找了一家專門為在戰爭中負傷的軍人服務的鄉村俱樂部，在那裡設立了一個小型實驗室。那傢俱樂部非常棒，有給坐輪椅的人玩的籃球，給失去上肢或下肢的人開的游泳課，甚至還有給盲人玩的籃球（盲人籃球與手球相似，兩邊的邊線就是牆，球裡面有個鈴，可以發出聲音）。康復中心為我進行理療的理療師摩西是個盲人，他就是一支盲人籃球隊的隊員，我非常喜歡看他打球。
我們在鄉村俱樂部周圍貼了告示：「誠招志願者參加簡短、有趣的實驗研究。」參與者都不同程度地受過傷，他們急切地來到小實驗室，迎接他們的是一個配有加熱裝置的水池，裡面是熱水，還有支溫度計。我們已經把水加熱到48攝氏度，並請他們先伸進一隻手臂。參與者的手一放進熱水，我們就馬上按下計時器並且對他們說，如果發燙的感覺上升到疼痛（我們稱之為「疼痛門檻」），就馬上告訴我們。然後，我們讓參與者繼續把手臂放在水中，直到他們覺得忍受不住了（這叫作「疼痛耐量」）才能把手臂拿出來。做完一隻換另外一隻。
實驗結束後，我們向實驗參與者提出了一些問題：受傷的時間與經過，第一次住院期間的疼痛情況（平均來看，這些人的受傷時間在參加我們實驗之前的15年），還有最近幾個星期的情況。這樣做挺費時間，不過我們還是設法收集了大約40個參與者的數據。
下一步，我們想弄清參與者受傷的經歷是否可以提高他們忍受疼痛的能力。如果想這樣做，我們就需要找另外一組人作為參照，對不同組的「疼痛門檻」和「疼痛耐量」進行對比。我們原想徵召一些根本沒有受過傷的人——學生或者購物中心的顧客。但在仔細考慮以後，與這些人比較，可能牽涉許多別的因素。學生們比參與者年輕太多，到購物中心隨機找來的人在個人經歷、受傷與否、生活狀況等方面千差萬別，不具備可比性。
我們決定採取另一種方法。我們把40份參與者的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