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次從加利福尼亞州乘飛機出差，我身邊坐的是一個30多歲的男子，看樣子是位專業人士。我坐下來以後，他朝我笑了笑，我們的共同話題就是抱怨飛機上的座位越來越小，乘飛機越來越不舒服等。我們都檢查了自己蘋果智能手機上的郵件，然後關閉了手機電源。飛機進入正常飛行狀態後，我們開始閑聊起來。交談是這樣進行的：
他：你覺得蘋果手機好用嗎？
我：挺方便的，不過也有問題，有了它我老是想查郵件，甚至在等紅燈、坐電梯時都忍不住要去看手機。
他：你說得不錯，自從有了它，我花在郵件上的時間比過去多得多了。
我：新科技產品為的是提高生產率，但我在用上這些東西以後，工作效率是高了還是低了，還真說不清楚。
他：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在飛機上和鄰座的人閑聊時，常常是還沒有互通姓名也沒談及各自的生活狀況，就會先互相詢問對方的職業或者主動介紹自己是幹什麼的。可能在美國，這一現象比其他地方更為普遍，但是根據我在各地對旅客們的觀察，起碼對互相交談的那些人而言，他們首先談及的往往都是自己從事的職業，而不是業餘愛好、親人，或者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
鄰座旅客告訴了我他的職業，他是思愛普公司的銷售經理，這是一家大型商用辦公管理軟體公司，其產品被很多公司使用（我對這種軟體產品有所了解，自從麻省理工學院改用這種軟體系統後，我的助手便不得不從頭學起，搞得焦頭爛額）。我對討論思愛普公司產品的優越性以及它所引起的質疑不太感興趣，但鄰座人的熱情使我感動。他似乎真的很熱愛他的工作。我能感覺到，工作對他來說就是自我價值的中心，或者說，比他生活中的很多東西都更重要。
從直觀層面上看，多數人都了解自我價值與工作之間的深刻聯繫。孩子們在談及理想時往往會說將來要幹什麼（消防隊員、老師、醫生、行為經濟學家，或者你小時候還想過幹什麼），而不是說要掙多少錢。在美國成年人之間，「你從事什麼職業」已經成為初次見面時的問候語，取代了過時的「您好」，也就是說，我們的職業已經成為個人識別標記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而不像從前那樣，僅僅是安家謀生，養家糊口的手段。很多人，起碼我在飛機上交談過的那些，似乎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並從中感悟到了人生的意義。
與上面說的勞動和自我價值關係相對照，傳統經濟學關於勞動的模式總體上是把員工與迷宮裡的白鼠同等對待：假定工作是痛苦的，所有白鼠（人）都不得不用勞動換取食物，但都想乾的活兒越少越好，吃飽肚子以後的閑暇時間越長越好。但是，如果勞動能給我們帶來生活的意義，人們需要工作，這又說明了什麼？生產力與工作積極性、人生意義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2005年，我正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里處理一篇論文評論，有人敲門。我抬頭一看，是一張熟悉的年輕面孔，面容微胖，棕色頭髮，下巴上的山羊鬍子顯得有點兒滑稽。我覺得面熟，但一時記不起來什麼時候見過他，於是我就客氣地請他進來。過了一會兒，我想起來了，他叫戴維，幾年前聽過我的課，是個善於思考且很有獨立見解的學生。再次見到他，我很高興。
我們坐下來，每人手中端一杯咖啡，我問戴維這次回麻省理工學院是做什麼的。「我回來招聘。」他說，「我們需要新鮮血液。」戴維接著和我講了他畢業這幾年的經歷。他在紐約一家投資銀行找到了一份令人興奮的工作。他的工資很高，還享受各種各樣的福利，連衣服都有專人洗，他非常喜歡繁華喧嚷的大都市生活。他交了個女朋友，根據他的描述，她似乎是神力女超人和瑪莎·斯圖爾特的結合體，雖然他承認他們才剛交往兩個星期。
「我還想告訴你，」他說，「我遇到一件事，這讓我想起了你給我們上的行為經濟學課。」
他接著講了那年早些時候，他是如何花10個星期用PowerPoint（演示文稿）軟體為公司的併購案準備了一份提案文件。他花費了很多心血分析各種數據，連圖表的波紋線一類細節都處理得非常美觀，並對文件中的投影幻燈圖片做了精心選擇，他經常在辦公室忙到下半夜，對提案進行完善和潤色。（在微軟的PowerPoint發明之前，銀行家和諮詢師是怎麼幹活兒的呢？）他非常得意地把最後一稿提案文件用電子郵件發給老闆，老闆計畫把它拿到那個至關重要的併購會議上進行正式陳述展示。（當時，戴維在公司里的級別還太低，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
過了幾個小時，老闆給他回了封郵件。「抱歉，戴維，我們昨天剛接到通知，併購案取消了。不過你的提案我看過了，寫得非常深刻而且很有文采，的確很不錯。」戴維知道他準備的提案已經胎死腹中，永遠不會面世了，但這和老闆以及他本人都沒有關係。他知道自己的提案文件是得意之作，因為他們老闆從不輕易表揚人。儘管得到老闆的肯定，但他還是難以釋懷。他嘔心瀝血的傑作無果而終，這讓他對工作產生了深深的厭倦。突然間，他對自己辛勤投入了這麼長時間的項目失去了熱情。他還發現自己對手頭的其他項目也不像過去那樣熱心了。事實上，這一「徒勞無果」的經歷似乎改變了戴維對自己工作的根本看法和對銀行的態度。他原來因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幸福，覺得有價值，現在卻變得耿耿於懷，感到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勞白費的。
「你知道我為什麼感到彆扭嗎？」戴維說，「我費心費力，完成了一個高質量的項目，很明顯，老闆對我和我的工作感到滿意。我相信我在這個項目中的努力會得到公司的好評，年底還可能加薪。從現實觀點出發，我應該高興。儘管這樣，我還是覺得毫無意義，而且無法擺脫這種情緒。如果我手頭正在進行的項目到了實施的前一天也被取消了，我的努力再次付諸東流，那我到時該怎麼辦？」
他接著建議我做個思考實驗。「我們假想，」他低聲說，聲音有點兒憂傷，「你在為某個公司工作，你的任務就是用PowerPoint製作幻燈片。你每完成一套，就有人給你移走、刪除。在這段時間裡，你拿著很高的工資，還能享受很多的福利，甚至還有人給你洗衣服，但是，你在這樣的單位工作會感到幸福嗎？」
我為戴維感到難過，想安慰他一下，就給他講了德芙拉的故事。德芙拉是我的朋友，她在一所名牌大學的出版社當編輯。她最近剛編輯完一本歷史書——她非常喜歡這項工作，而且是有稿費的。她把最後一稿交給出版社，三個星期以後，出版社通知她這本書不出了。這和戴維的情況一樣，從經濟角度看，她沒有任何損失，但是這本書永遠不會被讀者捧在手中，想到這一點，德芙拉就感到自己花在這本書上的時間和精力都太可惜了。我想告訴戴維，有這樣遭遇的人不只他一個。戴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這個問題可能有更重要的意義，可以稱作無結果或者無回報的工作，你應該研究一下。」
這個主意太妙了，你往下讀很快會知道我是怎麼做的。不過在這之前，我先賣個小關子，帶著你探討一下鸚鵡、老鼠，還有「反寄生」傾向的問題。
我16歲時加入了以色列國民自衛軍，學習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式卡賓槍、設置路障，以及其他的實戰技能。一旦成年男子都上了前線，我們這些青少年就要擔負起保衛家園的責任。事實上，學習射擊給我帶來的最大好處是可以不時有借口不去上課。那時在以色列，職業高中組織野營，都要求會打槍的學生參加並且擔任警衛。這給了我們這些會打槍的學生一個特權，可以因此請幾天假，跟著出去徒步旅行，遊山玩水。因此，只要有機會，我就報名參加，哪怕缺席考試我也要去。
有一次，在這樣的野營中我遇到一個女孩，野營結束時我已經喜歡上了她。只可惜她比我低一級，我們的課程安排不一樣，我沒法經常見到她，不知道她是否也對我有好感。於是，我與同齡的所有平凡男孩一樣，設法打聽到了她的一門選修課，然後也報名參加。
離我們住的鎮子大約兩公里的地方住著一個人，我們叫他「養鳥人」。童年時代，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東歐，經歷了納粹的大屠殺。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他逃進森林，與鳥獸為伴，反而覺得更安全、舒心。後來，他經歷千辛萬苦來到以色列，決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周圍孩子的童年更加美好，不用再像他當年那樣受苦。他收集世界各地各種各樣的鳥類，請孩子們來體驗美妙的鳥類世界。我喜歡的那個女孩經常到養鳥人的禽舍做義工，於是我也和她一起去打掃鳥籠，給鳥餵食，給參觀者講述鳥類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看著鳥兒孵蛋、成長，了解它們之間怎樣交流。過了幾個月，我終於明白，我和那個女孩不會有什麼進展，但我和鳥兒卻有了感情，於是我又在那裡繼續工作了一段時間。
幾年以後，我出院了，也決定給自己買一隻鸚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