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樣我不清楚，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沒碰到一個從不拖沓的人。遇見麻煩就往後拖，「明日復明日」的現象隨處可見——無論我們怎樣痛下決心、自我剋制，一次又一次痛心疾首地矢志自新，但是克服拖沓惡習實在太難，難得無法想像。
我想通過我的一段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怎樣才能戰勝拖沓惡習。我18歲那年，遭遇了一次可怕的事故。一顆鎂光照明彈在我身邊突然爆炸，造成我全身70%的皮膚三度燒傷（我曾把事件經過寫進《怪誕經濟學》一書中 ）。更倒霉的是，住院三個星期後，我在輸血時染上了肝炎。無論什麼時候，肝臟染上惡性病毒都不是好事，況且我當時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這對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肝炎增加了手術併發症的風險，耽誤了我的燒傷治療，我全身很大一部分的移植皮膚都發生了排異反應。更糟糕的是，醫生無法確診我患的是哪一種肝炎。他們只知道我患的既不是甲型肝炎也不是乙型肝炎，後來，我的肝炎病情勉強得到控制，但依然時好時壞，不時發作，給我的身體機能造成巨大損傷，因而延長了身體痊癒的時間。
8年以後我讀研究生時，肝炎複發，病情危急。我到學生醫療中心檢查，經過多次抽血化驗，醫生給出了診斷：我患的是丙型肝炎，這是不久前剛從已有類型中分離鑒別出來的。雖然我渾身難受，卻仍把它當成好消息。第一，我終於知道我患的是什麼病了；第二，我知道當時還處在試驗階段的一種新葯——干擾素，對治療丙型肝炎可能有很好的療效。醫生問我是否願意作為志願者參加干擾素療法的實驗研究。面對肝纖維化和肝硬化的危險，以及丙型肝炎可能引起的早逝，儘管新葯實驗有風險，兩害相權取其輕，對我來說，志願參加該葯的臨床實驗明顯利大於弊。
治療的第一階段需要每星期自我注射三次干擾素。醫生警告我注射後會有副作用，會出現感冒一類的癥狀，包括發燒、噁心、頭疼，還有嘔吐——不久後，我發現他的判斷非常準確。不過我已經下定決心根治肝炎，在此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我每個星期一、三、五的晚上，給自己規定並實行了「雷打不動」的操作規程：回到宿舍以後，從藥品櫃里取出注射器，打開冰箱，按規定劑量抽進干擾素，把針頭扎進大腿。然後，我就躺進大吊床——這是我在那間閣樓一般的學生宿舍里擁有的唯一好玩的傢具，躺在上面我可以正對電視機屏幕。我在吊床下面放了一個可以隨手拿到的桶，因為過一會兒我準會嘔吐，我還預備了一條毯子以便發燒感覺冷時蓋上。大約一個小時以後，噁心、發燒、發抖、頭疼等癥狀一一出現，再過一會兒，我就睡著了。到了第二天中午，我覺得多少好一些了，再回學校繼續研究項目。
我和參加實驗的其他病人一樣，不僅需要長時間地與藥物副作用做鬥爭，還要艱難地面對自己的拖沓惡習和自我控制問題。注射干擾素那天就是我的受難日。我需要經受注射後16個小時副作用的種種折磨，同時又希望有朝一日，這種藥物能根治我的病。用心理學家的術語來說，我為了「正面長遠效應」必須忍受「負面即時效應」。這種問題我們經常遇到，有些事情儘管從長遠來看對人們有利，大家卻往往不會去做。儘管我們的良知激勵我們採取行動，多數人卻寧願逃避那些目前不盡愉快的事情（參加鍛煉、從事令人厭惡的工作、打掃車庫），儘管將來會有好的結果（有益健康、獲得晉陞、得到配偶的讚許）。
苦熬了18個月，醫生告訴我，我是參加實驗的志願者中唯一自始至終嚴格按治療規定注射干擾素的人。其他人都不同程度地多次未按規定進行注射——考慮到嚴重的副作用，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實際上，不按照規定進行治療是個非常普遍的問題）。
我是怎樣才經受住了十幾個月的痛苦折磨？難道我真的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力嗎？其實我和芸芸眾生一樣，在自我控制方面也存在很多問題，每到注射干擾素的那一天，我都巴不得能逃過去。但是我有個小訣竅，能夠讓這一治療過程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那就是看電影。我酷愛看電影，如果有時間，我天天看也看不夠。醫生告訴我注射後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以後，我就決定用電影作為激勵手段。由於注射干擾素的副作用確實存在，因此，我其實也沒有什麼別的好辦法。
每到注射的那一天，我就會先到上學路上的那家音像店挑幾部我喜歡的電影錄像帶。整整一天的時間，我想的都是電影會有多精彩，急切盼望放學後放給自己看。放學回去後，我先注射干擾素，然後一躍跳進吊床躺好，把身體調整到最佳觀看角度，接著按一下遙控器的播放鍵——我的小小電影節開始了。這樣，我把前面的注射與後來欣賞一部精彩電影的體驗就聯繫了起來。最後，注射的副作用開始發作，此時電影帶給我的好心情會有所減弱。儘管如此，這樣的安排仍然使注射的痛苦與觀賞電影的愉悅之間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副作用帶來的痛苦，也使我最終把治療過程堅持下來。（在上面的例子里，我很幸運，因為記憶有誤，有些電影我反覆看了好幾遍。）
這個故事讓我們得出什麼結論？我們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特別是在戶外風和日麗、景色迷人的時候。我們都不喜歡填寫報稅單、核對那些乏味的單據、打掃後院、堅持節食、準備報考研究生，或者像我一樣接受痛苦的治療。當然，如果我們都是理性的，拖沓問題就不難解決。我們會計算長遠目標的價值，又會與眼前的短期享受加以比較，明白我們只要忍受眼前的一點兒痛苦便可以換取更多的長遠利益。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能將注意力集中在利益攸關的事情上，工作時就能想到工作完成後的滿足感和成就感；就能把腰帶不斷地往裡縮，堅持鍛煉增強體格；就能嚴格遵守醫生制訂的醫療方案，希望有一天能從醫生那裡聽到：「你體內的病毒已經完全消失了。」
可悲的是，我們多數人寧可享受即時滿足而放棄長遠目標。 每天的行為表明我們似乎相信，在不遠的未來，我們會有更多時間、感覺更好、更有錢、精力更充沛、感覺不到壓力。「未來」的時光似乎無比美妙，生活中所有令人厭煩的事情到那時都能解決，儘管到頭來我們還得費力地清理雜草叢生的院子、繳納報稅滯納金、忍受病痛。我們毫不費力就能認識到人類經常不肯為了長遠目標而做出短期犧牲。
上面說的這些與本書的內容有什麼關係呢？總的來說，密切相關。
按照理性的觀點，我們的一切決策都應該符合我們的最大利益（「應該」一詞是關鍵所在）。我們應該辨別各種選擇並準確計算其價值（不僅是眼前的價值，同時還有長遠的價值），做出符合我們最大利益的選擇。如果遇到互相矛盾的兩難境地，我們應該不帶任何偏見全面判斷形勢，我們應該像選擇不同型號的筆記本電腦那樣客觀地權衡利弊。如果我們生病了，並且有痊癒的願望，就應該嚴格按照醫生的指示去做。如果我們體重超標，就應該認認真真，每天步行幾公里，只吃烤魚和蔬菜，只喝白水。如果我們抽煙，就應該毫不拖延、毫無保留地堅決戒掉。
如果我們能非常理性、非常清醒地做到這些「應該」，那真的就再好不過了。不幸的是，我們做不到。否則就不會出現數以百萬計的人辦了健身俱樂部會員卡卻幾乎沒用過，有人不顧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安全，一邊開車一邊發手機簡訊，還有（你有更好的例子，請補充）……你怎樣解釋這些現象？
行為經濟學正是把這些案例作為研究起點。在行為經濟學中，我們並不把人都假定為感覺靈敏、善於計算的機器。相反，我們觀察人們實際上怎樣去做，這些觀察得出的結論常常是人們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樣理性。
肯定地說，我們可以從理性經濟學中學到很多，但是它的一些假定——人們總是會做出正確決策，只要事關巨額的金錢就不大可能出錯，市場本身具有自我糾正的功能，很明顯會招致災難性的後果。眼光敏銳的英國小說家喬治·艾略特在19世紀就看到了理性經濟學的問題。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理性經濟學對於人類經濟問題的奇特解釋，甚至暗示了行為經濟學在一個多世紀以後所採取的方法。「現代歸納演繹法征服了一切，由此創建出一種傾向。」她寫道，「它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被經濟學融合，鄰居間的矛盾可以用代數方程式來解決……這些形形色色的錯誤，與對人類的真正了解，對人類的習慣、思想和動機的徹底研究迥隔霄壤，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弄清楚艾略特到底說的是什麼（她的話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同樣適用），我們以開車舉例。交通運輸和金融市場一樣，都是人類製造的制度體系，我們只要睜開眼睛就能看到人類所犯的悲慘、可怕、代價高昂的錯誤（這也符合我們另一種帶有偏見的世界觀，認識自己的錯誤需要費點兒力氣）。汽車製造商和道路設計者一般都懂得人們在開車時會出現判斷失誤，他們製造汽車、修建道路時會注意到駕駛者和乘客的安全。汽車設計者和技術人員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