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一些非常牢固的假定之上的，而這些假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成為「既定事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切經濟人（消費者、公司企業等）都完全理性，而且所謂的「無形之手」的運作產生了市場效率。對於理性經濟學家來說，這些假定似乎都是最基本的、最合乎邏輯且不證自明的法則，無須進行任何實驗進行檢驗。
以這些基本假定為基礎，理性經濟學家們就建立理想的醫療保險制度、退休金制度，還有金融機構的運行方針原則等提出了各種建議。人們堅信放鬆或取消管制是明智之舉，這一基本信念即來源於此：如果人人都能永遠正確決策，「無形之手」和市場力量永遠都在產生效率，我們難道還不應該取消一切管制，讓金融市場自由運行，發揮它的最大潛力嗎？
與此不同，其他領域，從化學到物理學，再到心理學，科學家們所接受到的訓練就是不盲目相信「既定事實」。在這些領域裡，假定和學說都要經過反覆實驗和檢驗。檢驗中，科學家們一次又一次地學到了，許多普遍接受的真理最後都被證明是錯誤的，而這就是科學發展的必然。因此，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對數據的信任程度都遠遠高於自己的學說和理論。如果實驗觀察與理論模式不符，這一模式則必須被拋棄或修改，不管它在概念上多麼美妙，邏輯上多麼誘人，演算起來多麼便利。
不幸的是，這種健康的科學懷疑主義與實證主義還沒有為理性經濟學所採納，該學說中關於人類本質的最初假定被凝固成千古不變的信條。盲目地信奉人類理性和市場力量這一行為，如果僅局限在一部分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學生範圍內，實際上並無大礙。但問題在於，這些經濟學家已經說服了全世界的人，包括國家政要、企業商賈，還有平民百姓，不僅要相信經濟學對我們周圍的一切如何運轉提出了重要見解（這可以做到），而且還要相信經濟學能夠完全解釋我們周圍的一切（他們做不到）。這一經濟學信條的本質就是，只要運用了理性經濟學，其他的一切就都不需要了。
我認為，制定政策和建立制度，如果過度依賴我們理性的能力，仍然固執地堅信傳統經濟學無懈可擊，會使我們面臨巨大的風險。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思考。假如你負責設計高速公路，你是基於所有人都有能力安全駕駛的假定來安排修建，那麼這樣修出來的理性高速公路會是什麼樣子？當然，它的兩側不需要多鋪出來的路邊部分。既然沒有人在這裡開車，我們何必把水泥和柏油鋪在這裡？其次，我們不必在車道之間設置分界線，而且車輪一壓就會發出「咯噔咯噔」的警告聲，因為所有的車輛都應該在車道的正中間直線行駛。我們還應該把車道的寬度盡量縮小，只要能開車就行；我們還應該取消速度限制和前後車距限制，發揮最大的通過能力。毫無疑問，這樣設計的公路才最具理性，但是你願意到這樣的路上去開車嗎？當然不會。
當我們在有形世界進行規劃、設計時，都清楚我們自身的弱點，而且據此來採取對應的措施。我們認識到自己跑得不夠快、不夠遠，就發明了汽車和公共交通。我們知道自己的體能限制，於是就設計了電梯、電燈、暖氣、空調等來克服這些不足。能徒步日行千里，一躍跳上高樓大廈，黑夜裡雙目如炬，還能適應沸點高溫和極地嚴寒，當然再好不過，但我們沒有生成這樣的萬能身軀。於是，我們針對這些不足，付出巨大努力考慮對策，渴望利用技術手段來加以克服。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每當到了腦力和認知領域的設計規劃時，不知為什麼，我們就會以為人類是無所不能的。我們緊緊抓住人類完全理性這一觀念不放，認為自己就像精神上的超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什麼我們能夠坦然承認自己身體能力的局限，卻不願意考慮自己認知能力的不足呢？第一，我們身體能力的局限天天擺在我們眼前，但是認知能力的不足卻沒那麼明顯；第二，我們都有一種慾望，想把自己看成無所不能的人，但是在體能方面絕對做不到；第三，我們認識不到自己的認知能力局限，也可能是由於我們對傳統經濟學的認同度太高。
請別誤解我的意思，我高度評價傳統經濟學，並且認為它對人類的努力奮鬥做出了重要、有益的探索。但我同時也認為，它並不完美，所以不加鑒別地全盤接受傳統經濟學的一切原則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險的。如果我們試圖理解人類行為，並應用這一知識規劃來設計我們周圍的一切，包括稅收、教育制度，還有金融市場等，我們或許還需要另外的工具與學科，包括心理學、社會學，還有哲學等。理性經濟學有用，但它只是我們對人類行為總體認識中的一種，僅僅依靠它不可能幫助我們獲得最大的和最長遠的福祉。
我衷心希望傳統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之爭到頭來不要成為意識形態之戰。如果行為經濟學家的立場是必須把傳統經濟學（「無形之手」、積極投資，還有其他一切）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話，我們就不會取得進步。同樣，如果傳統經濟學家繼續無視有關人類行為與決策研究所積累起來的數據成果，那或許也是一大遺憾。我認為大家應該以冷靜和科學的態度，著眼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諸如如何建立更好的教育制度，如何設計稅收制度，如何規劃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還有如何建立更健康的股票市場等）；我們應該探索不同的假設和各種可能的機制，付諸嚴謹的實驗加以檢測。
我的理想是，在實施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之前，例如「不讓一個孩子掉隊」、1300億美元退稅法案，或者7000億美元的華爾街《救助法案》等政策，我們應該先成立一個由不同領域專家組成的小組，讓他們以各自的知識為基礎進行推測，提出取得該政策目標的最佳方案。下一步，我們不是按照小組裡呼聲或者地位最高的人的意志行事，而是對這些方案分別進行試點研究。也許我們可以找一個比較小的州，例如羅得島（或者對此類項目感興趣的其他地方），對不同的方案進行分別實驗，看哪一種效果最好，然後我們就會有信心大規模實施最好的那個方案。與其他實驗一樣，有些地區志願參加實驗，到頭來實驗結果卻不盡如人意，而另一些地方的實驗結果則更好。這些實驗真正的好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加以比較，選定較好的、可行的項目，推廣開來，在美國境內長期實施。
我認識到這並不是一個美好、簡潔的解決方案，因為對公共政策、工商業務，甚至個人生活進行嚴謹的實驗都不是簡單易行的，得出的各種解決辦法也不會非黑即白。但是面對繽紛複雜的生活和日新月異的世界，我看不到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能夠真正讓人類學會自我改進和發展。
最後，我要這樣說，在我的思想中，人類行為毫無疑問是宇宙間最複雜、最詭異又變化莫測的奇蹟之一。我們應該學會欣然承認自己身上也有電視動畫片《辛普森一家》中荷馬·辛普森的影子，不單有缺點，而且還有些無能。當我們在設計學校、制訂健康保險計畫、規劃股票市場、安排我們周圍一切的時候，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我確信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這也正是行為經濟學致力達到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