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什麼是誠實」這個問題，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有一個膾炙人口的回答：「大自然在為社會創造人類的同時賦予了他兩種本質慾望，一種是取悅他的同類，另一種是不願意得罪他的同類。大自然教導他對同類的幸福感到愉悅，對同類的不幸感到痛苦。」對此他補充說：「多數人的成功……多數情況下要依靠他們的鄰居和同伴的幫助與善意，而幫助和善意在沒有被人所接受的情況下是難以獲得的。因此，『凡事誠實為上』這句古老的諺語，在這種情況下，是千真萬確的。」
這聽來似乎是工業時代的完美辯解，就像天平兩邊相等的兩個砝碼和兩隻咬合度極高的齒輪一樣平衡與和諧。不管這一觀點看上去有多麼樂觀，亞當·斯密的理論仍可以引出一個不那麼光明的結論：既然人們會把成本—收益分析法應用於誠實的行為中，他們就可能同樣會把成本—收益分析法應用於不誠實的行為中。根據他的觀點，人們只會在對他們有用（包括取悅別人的慾望）的情況下誠實。
人們在誠實與不誠實之間的選擇真的就像在兩輛汽車、兩種乳酪、兩台電腦之間做選擇一樣嗎？我認為不是。首先，你認為你的朋友可能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你談新買的手提電腦嗎？當然沒問題了。但是，你能想像他同樣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你討論如何去偷一台手提電腦嗎？當然不會——除非你的朋友是一個職業慣偷。我倒同意（從柏拉圖以來）另外一些人的意見，他們認為，誠實是某種更偉大的東西—它在幾乎任何一種社會裡都被認為是高尚的美德。
西蒙德·弗洛伊德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把社會美德內化了。這種內化引導我們發展到超我境界。一般來說，當我們的所作所為符合社會倫理時，超我就感到愉悅；否則就會感到不快。因此我們早上4點鐘遇到紅燈也會停車，即使我們知道附近並沒有人；我們把錢包交還失主心中會感到快樂，即使我們不留下自己的姓名。這些行為刺激我們大腦中的獎賞中心——伏隔核和尾狀核，使我們獲得滿足感。
但是，如果誠實對我們這麼重要（最近對美國大約36000名高中學生的一次調查表明，98%的人認為誠實很重要），如果誠實能使我們感覺良好，為什麼我們還經常不誠實呢？
我的感覺是，我們的確看重誠實，想做誠實的人。但問題在於，我們內心的誠實尺度只有在考慮重大越軌行為時才被激活，例如，決定是否要把會議室里一整盒鋼筆據為己之時。在面臨細微的越軌行為時，例如拿走一兩支鋼筆，我們甚至不會去想這點兒瑣事與誠實有什麼關聯，因而我們的超我仍然在睡大覺。
沒有超我對誠實進行幫助，監督與管理，我們抵禦這種越軌行為的防線，就只剩下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了。但是有誰會有意識地權衡從旅館房間里拿一條毛巾的收益與被抓的成本呢？有誰往報稅單上多加幾張收據時會考慮成本—收益呢？正如我們從哈佛商學院的實驗里所看到的，成本—收益分析，特別是在參考被「抓現行」的可能之後，對不誠實行為的發生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大千世界，就是如此。你只要一翻開報紙，十有八九都能看到關於不誠實和欺詐行為的報道。我們眼睜睜看著信用卡公司以飛漲的利息壓榨顧客的血汗錢；航空公司紛紛破產然後向聯邦政府求救，乞求拯救它們，還有它們空空如也的養老基金賬戶；學校保留校園裡的自動汽水機（每年從飲料公司收取數百萬美元回扣），儘管它們明知這些高糖飲料會造成孩子們超常多動和過度肥胖。正如《紐約時報》有眼光、有才幹的記者戴維·凱·約翰遜在2005年的《完全合法：操縱稅制的洶湧暗流——肥了超級富豪，騙了全國民眾》一文里所說的，涉稅的一切活動簡直成了侵蝕道德的各種醜惡現象的大全。
我們的社會——已經通過政府對此進行反擊，起碼是某種程度的反擊。2002年通過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要求上市公司主要負責人為公司的審計和財務做法律擔保）旨在使安然一類的災難成為過去。美國國會通過法令限制「指定用途撥款」（特指政客們混入聯邦大額預算中的為討好選民而用於地方建設的撥款）。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還通過補充規定，要求進一步披露公司高管的薪酬津貼——當我們看到《財富》500強企業高管的加長豪華汽車，就可以相當肯定地知道這個公司高管的年薪。
但是，這樣的一些外部措施真的能夠堵住所有漏洞，並且杜絕不誠實現象嗎？有些批評家認為不能。就拿美國國會的倫理改革來說，法案明文規定院外說客不準給議員及其隨員免費提供「大型宴會」餐飲，那麼怎麼對付院外說客呢？答案是：邀請議員們參加「人數有限」的午餐進行規避。同樣，新的倫理法案禁止院外說客給議員提供「帶有固定機翼」的飛行工具，那好辦啊，用直升機搭一程怎麼樣呢？
我聽說的最好笑的應對新法規的方法叫作「牙籤規則」。它明文規定院外說客不準給眾議員們提供「坐著享用」的餐飯，但他們照樣可以送上一切（想來是冷盤）美味，讓這些立法大人站著用手或用牙籤享用。
海鮮業主們為華盛頓的立法大人們已經籌辦好備有義大利麵條加牡蠣的站立式餐會（餐會名為：「讓世界成為你的大牡蠣」），上述法規能改變他們的計畫嗎？當然不會！海鮮業的院外說客確實取消了義大利麵條（黏糊糊的，只能用叉子吃），但他們還是可以讓立法大人們飽餐一頓剛撬開殼的新鮮牡蠣（眾議員們站著一邊用牙籤挑著吃，一邊讚美它的美味）。
《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還被批評說不起作用。有些批評家說它太僵化、缺乏靈活性，批評它含糊不清、前後矛盾、缺乏效率、實施起來代價高昂（尤其是小公司）。「它並沒有清除腐敗。」卡托研究所所長威廉·阿·尼斯卡寧爭辯說，「它只能迫使企業俯首聽命，日子更加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