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國全國搶劫案的總涉案金額為52500萬美元，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額為1300美元，也就是說，在每起搶劫案中，罪犯得手的錢相對並不多。對比抓捕罪犯和監禁過程中所動用的警力，以及司法、懲戒等投入（還不算這些犯罪所引發的報紙和電視報道的費用），罪犯實際所搶的錢真的不算多。當然，我不是因此就說可以容忍這些以犯罪為職業的行為。他們是盜賊，我們必須加強防範，自我保護。
但是，我們另外考慮一下：每一年，因職場僱員盜竊與舞弊所造成的損失的總金額大約是6000億美元，這個數字遠遠高於搶劫、入室盜竊、偷竊和汽車盜竊金額的總和（職場犯罪2004年的涉案金額約為160億美元），這比幾百萬個職業犯罪分子一輩子可能偷到的錢加起來還多，幾乎等於通用電氣公司股票市值的兩倍。問題還不只這些。根據保險行業的報告，每年投保人對財產損失的故意虛報就達240億美元。同時，美國稅務局（IRS）的工作人員估計，每年的稅收流失高達3500億美元，也就是說他們預計美國納稅人應該繳納的稅款與實際繳納稅款之間的差額為3500億美元。零售業有它自己頭痛的地方：很多人買了衣服把標籤藏在裡面穿，穿過了再拿回來全額退貨，這致使美國零售業每年在這些二手衣服上的損失就高達160億美元。
除了這些隨時可見的不誠實事例之外，還有像美國國會議員從他們喜歡的說客那裡接受免費高爾夫球招待券，醫生從他們使用的病理實驗室拿回扣，公司主管倒著填股票期權日期以提高自己的收益等大量的令人難以容忍的不正當經濟行為，相比之下，普通人騙保險、退衣服等小把戲所拿到的那點兒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2001年安然醜聞曝光（事情很明顯，安然連續6年榮獲《財富》雜誌「最具有創造力的公司」稱號，但它的業績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在做假賬上的「創造力」）。一次吃午飯時，我和多倫多大學教授妮娜·馬薩爾、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奧恩·阿米爾談到了「誠實」這個話題。我們不理解，為什麼某些犯罪，特別是白領犯罪，與其他罪行相比，危害程度會被低估？而這樣一個罪犯從早上10點鐘喝過咖啡到午飯之間，在短短的一段時間裡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是一個職業入室竊賊一生一世都無法企及的。
經過一番討論，我們認定不誠實行為可能有兩類。
其中的一類，請想像兩個開車在加油站周圍轉悠的傢伙。他們一邊開車，一邊盤算著加油站錢櫃里會有多少錢，附近有誰可能來抓他們，如果被抓到，他們會被判幾年（同時考慮到，如果在獄中表現好可以減多少刑期）。他們基於這種成本—收益計算決定是否動手搶劫這個加油站。
另外還有第二類不誠實行為，有這種行為的一般是自認為誠實之人——所謂「正人君子」和「良家婦女」，這些人不過是「借用」了會議室的一支鋼筆；從自動飲料機里多接了幾口汽水；在填寫保險理賠單時，把電視機的價格稍稍誇大了一點兒；拿著和娜瓦阿姨吃飯的發票當作業務招待報銷（不過，娜瓦阿姨也確實問過最近我的業務情況如何呀）。
我們都知道第二類不誠實行為確實存在，但它到底有多普遍呢？進一步說，如果我們讓一部分「誠實」的人在嚴格控制下進行科學實驗，並在實驗中引誘他們進行欺騙或偷竊，他們會做嗎？他們會動搖自己的信念嗎？如果偷竊，他們會偷多少呢？我們決定弄個明白。
實驗
哈佛商學院以培養美國頂級商業領袖而聞名。該校在美國人心目中擁有崇高的地位。它坐落於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查爾斯河畔，有著雄偉的殖民地時期建築，還有社會上滾滾而來的捐贈錢財，實際上，《財富》雜誌500強企業中的每一家都有20%的最高職位被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所佔據。
這組實驗告訴了我們什麼？第一個結論是：有了適當的機會，很多平日里誠實的人也會作弊。我們發現，壞了一鍋湯的並不只是幾條臭魚，多數人都會作弊，但作弊的程度不高。 你先不要忙著抱怨說是哈佛商學院高尚的風氣造成了這些不誠實行為，我們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做過相同的實驗，結果是一樣的。
第二個結論和我們的直覺相反，但更令人過目難忘：在誘惑下作弊，作弊的程度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高，這可能與害怕被發現有直接關聯。學生們有機會在不撕掉草稿的條件下作弊，他們平均答對的題，從32.6道增加到36.2道。但是，當他們有了進一步的機會撕掉草稿紙和答捲紙——可以完全掩蓋小小的「罪行」時，他們的不誠實度並沒有隨之加深。他們作弊的程度還保持在差不多的水平上。這就是說，即使沒有被發現的風險，他們也不會在不誠實的路上走得太遠。
學生們撕掉了草稿紙和答捲紙，把手伸到錢罐里，然後走開，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說自己答了滿分，或者任意多拿錢（錢罐里大約有100美元），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某種因素——他們自身內部的某種東西，阻止了他們。但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說到底，什麼是誠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