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里，我們討論了非理性情緒如何控制我們，並使我們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觀察世界。英文「procrastination」（拖沓）一詞來自拉丁文。「pro」意為「向，到」；「cras」意為「明天」，合起來，就是「明天再說」。歸根結底，它與非理性情緒是同一性質的問題，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我們發誓要存錢，那是在清醒狀態下做出的決定；我們決定要鍛煉並注意飲食，同樣是在清醒狀態下做出的自我承諾。但是到了饞得流口水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發誓要增加儲蓄，但是當看到夢寐以求的一款新汽車、一輛山地車或者一雙鞋子的時候，不把它買下來我們就受不了；我們計畫著按時健身，卻總能找到理由坐下來看一整天電視。至於節食呢？我們會想：我先吃了這塊巧克力蛋糕，從明天開始，一定認真執行節食計畫。朋友們，為了眼前的滿足而放棄長遠的目標，這就是拖沓。
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我對拖沓惡習再熟悉不過了。新學期開始時，我的學生總是做出莊嚴的承諾——發誓按時完成指定的作業，按時交論文，總之一句話，會按部就班地完成所有任務。而每一個學期中，我總會看到他們經不住誘惑，放下學業出去約會，到學生會去參加活動，到山裡去滑雪旅遊——功課越積越多，負擔越來越重，遠遠落在了進度後面。但是到最後，他們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們能準時交作業，而是他們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編造各種故事、借口，以及家庭成員的病患災禍等為拖沓做解釋（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災和病總是集中出現在一學期的最後兩周里）。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教了幾年書以後，和我的同事克勞斯·韋滕布羅赫（英士國際商學院教授，該校在法國楓丹白露、新加坡及阿布扎比設有三大校區）決定開展幾項研究以探求這一問題的根源，期待能夠找到解決人類這一共同弱點的方法。這一次，我們實驗的「小白鼠」就是我消費行為學那幾個班裡可愛的學生。
實驗
開課的第一天早上，學生們坐在教室里，滿懷期望地（毫無疑問，還有他們按時完成作業的決心）聽我介紹這門課的教學大綱。我解釋說，這學期共12周，要寫三篇論文。這三篇論文將在期末成績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分量。
「有交論文的最後期限嗎？」後排一個學生舉起手問道。我笑了笑說：「學期結束前，你們哪天交都行，完全由你們決定。」學生們想了想，有點兒疑惑不解。
「條件是這樣的。」我解釋說，「周末以前，你們必須用書面形式，自己規定每一篇論文的上交期限，一經確定就不準更改。」我進一步解釋，遲交的論文，按遲交的天數扣分，每晚一天扣罰總成績的1%。提前交當然可以，不過我不到學期結束不批閱，早交的不會有加分之類的獎勵。
換言之，球在他們那邊。但他們有自制能力來把球打好嗎？
「艾瑞里教授，」古列夫，一個聰明的碩士生問道，他說英語時帶點兒印度口音，蠻好聽的，「不過，按照您給的這些指示和條件，對我們來說，只要在學期結束前交，豈不是交得越晚越好？」
「你們可以這樣做。」我回答說，「如果你們認為這樣有好處，完全可以。」
在這樣的條件下，你會怎樣做？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一篇論文。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二篇論文。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三篇論文。
學生們為自己選定了什麼樣的最後期限呢？任何完全理性的學生都會像古列夫說的那樣，把最後期限設在學期的最後一天——這樣設定，在最後期限前，無論什麼時候交論文都不會受罰扣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選早一些的期限而冒受罰的風險呢？如果學生們完全理性，把交論文期限推遲到最後，顯然是最明智的決定。但是，如果他們不理性又會怎麼樣呢？如果他們招架不住誘惑而且習慣於拖沓呢？他們如果認識到自己的弱點會怎樣呢？如果同學們是非理性的，而他們自己又了解這一點，他們就可以利用期限來迫使自己做得更好一點兒。他們可以把期限定得早一些，由此迫使自己在課題上早一點兒下功夫而不必拖到期末。
我的學生們是怎樣做的呢？他們利用了我給予他們的規劃工具，把期限分別放到了學期中的各個階段。這樣當然很好，這說明他們認識到自己拖沓的毛病，而且有機會的話也希望能有效地控制自己——但主要問題是，這種工具是否真能幫助他們取得較好的成績。為了找到答案，我們還必須在其他班裡用不同設計進行同類實驗，並且在最後不同的條件（不同班級）下拿論文成績進行對比。
我已經讓古列夫所在班級的同學自己選擇交論文的期限，但在其他兩個班，我和他們約定了完全不同的條件。在第二個班，我告訴他們，我對交論文不設其他期限，他們只要到學期最後一節課結束時交上三篇論文即可。他們也可以早交，當然了，早交也不會加分。我預料他們會非常高興：我給了他們彈性期限和完全的選擇自由。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會因為前面哪篇論文遲交受罰，所以完全沒有風險。
第三個班得到的是可以稱之為「專制」的待遇：我給三篇論文都規定了上交期限，分別定在第4周、第8周和第12周。這是不可更改的命令，他們完全沒有彈性或選擇的餘地。
這三個班，你們預料哪一個班的期末成績最好？是古列夫那個班嗎？他們享有一定的彈性。或者第二個班？只有最後期限，享有完全的彈性。還是第三個班？強制性的期限，完全沒有彈性。成績最好的會是哪個班呢？同時，你們預料哪個班成績會最差呢？
學期結束，這幾個班的教學助理何塞·席爾瓦（他本人是研究拖沓惡習的專家，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評卷後把論文發還給學生們，我們可以比較這三個班的成績了。我們發現被限定三個交論文時間的那個班成績最好；完全不設期限（最後期限除外）的那個班成績最差；古列夫那個班，可以自己設定三個交論文期限（但遲交會被罰分），成績在前兩者之間，三篇論文和期末總成績都是如此。
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麼？第一，學生們的確有拖沓的習慣（一大新聞）；第二，嚴格限制他們的自由（自上而下地硬性規定每一篇論文的提交期限）是治療拖沓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最大的啟示在於，只要給學生們一種工具讓他們自己設定期限，就可以幫助他們獲得較好的成績。
這一發現意味著學生們一般都了解自己拖沓的問題，如果有機會，他們也能夠採取行動與之鬥爭，並有可能取得相應的成果。但是，為什麼允許自設期限的學生的成績不如那些被嚴格規定期限的學生呢？我的感覺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了解自己的拖沓傾向，即使那些認識到自己有拖沓傾向的人也不一定對自己的問題有完全的了解。不錯，人們可以自己設定期限，但是這些期限未必能使他們的能力得到最好發揮。
當我看了古列夫班的學生設定的期限後，發現問題確實出在這裡。儘管班裡大多數學生把三個交論文的期限平均拉開（這些學生的成績與被嚴格規定期限的學生一樣高），但有些人仍然沒有這樣做，有幾個甚至根本沒有給自己設定期限。那些沒有充分拉開交論文期限的學生把全班的平均成績拉了下來。缺少了合理的期限分配（交論文期限會強迫他們在學期中間儘早動手準備論文），期末論文一般都是倉促而就，因而質量很差（即使沒有算上按遲交天數1%的扣分也是如此）。
有意義的是，這一結果意味著，拖沓問題人皆有之，那些認識到並承認自己弱點的人能夠更好地利用設計好的工具幫助自己戰勝它。
破釜沉舟，幫助自己戰勝拖沓，這就是我和學生們的經驗。它與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呢？我認為關係很大。抵禦誘惑、灌輸自製意識是人類總體的目標，一再失敗、少有成功則是我們很多苦難的來源之一。我環顧周圍，看到人們都在儘力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不管是發誓要遠離點心盤子的節食者，還是發誓要少花錢、多儲蓄的家庭，為自我控制進行的鬥爭到處都有。我們可以在書籍雜誌、廣播電台和電視里發現各種各樣的自我完善和自助的信息。
但是，儘管有這些電波信息的傳播和印刷品的集中關注，我們仍會看到自己處在和我的學生們同樣的困境之中——一次又一次地無法達到我們的長遠目標。為什麼呢？因為缺乏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們在誘惑面前一觸即潰。
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嗎？從我上面描述的實驗來看，最明顯的結論是，如果有專制的「外部聲音」發出命令，我們多數人會立正傾聽。歸根結底，被我設定具體期限的學生（我對他們發出「家長式」的聲音）表現最好。當然，咆哮式的命令並不總是有效，人們也往往不喜歡採用。退一步怎麼樣？最好的辦法似乎是給人以自設底線的機會，選擇他們喜歡的行動路徑。這種做法可能不如強制性規定那樣有效，但是它能夠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