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飛來橫禍讓我與行為經濟學結下不解之緣

很多人對我說,我觀察世界的方式異乎尋常。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要做各種各樣的決定。在我20多年的科研生涯里,樂此不疲的就是要搞清楚影響這些決定的真正(而不是人們想當然的那些)因素,這種探索給我帶來了無窮的樂趣。

我們常常暗下決心節食減肥,但是只要看到賣甜點的小推車一過來,我們的決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我們有時候興緻勃勃地去購物,買回來一大堆東西,卻放在家裡用不上。這是為什麼呢?

頭痛的時候,我們花5美分買的阿司匹林吃了不見效,可是花50美分買的阿司匹林卻能立竿見影。這又是為什麼?

工作之前讓員工背一下《聖經》十誡,大家就能比較誠實,起碼在剛剛背完的時候是這樣。如果沒這樣做,不誠實的現象會更多。這又是為什麼呢?換言之,為什麼榮辱規範可以減少工作中出現的不誠實現象?

讀完這本書你們就可以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有其他很多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既與你的個人生活、職場生活有關,也涉及你觀察世界的方法。例如,上面講的有關阿司匹林問題的答案,不僅與你如何選擇藥品有關,還可以用來觀察我們整個社會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保健產品的成本和效果。背誦《聖經》十誡可以有效地減少不誠實的現象,這給了我們一些啟發,有利於幫助我們避免下一個類似安然事件的發生;懂得了衝動進食時的心理機制,就可以了解生活中其他形式的衝動決定,從而懂得,為什麼「儲蓄備缺,未雨綢繆」這個道理人人皆知,但實行起來卻那麼困難。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你們從根本上重新思考使你們和周圍其他人生生不息的動力是什麼。我希望通過展示內容廣泛的實驗成果和趣聞逸事(其中很多是饒有趣味的)來達到這一目的。一旦你們看到某些錯誤的發生是系統的、有規律的,看到你們一犯再犯的原因,我想你們就會開始學習如何避免這些錯誤。

不過,在給你們講述我對吃飯、購物、愛情、金錢、拖沓、啤酒、誠實,以及對生活中其他領域的研究之前,我覺得應該先給你們講一下我的另類世界觀,也就是我寫作本書的初衷。儘管這些研究異常古怪,卻普遍實用,且吸引眼球(有的妙趣橫生),但不幸的是,真正把我帶進這一領域的是多年前一起絕非好玩、絕非有趣的意外事故。

在一個18歲的以色列少年的生活中,這本來應該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星期五下午。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災禍從天而降,短短的幾秒鐘,一切都無可逆轉地發生了。一盞大型鎂光燈(戰場上用來照明的那種)發生了爆炸,導致我全身70%的皮膚遭受三度燒傷。

在以後的三年里,我被迫住在醫院裡,渾身上下全是繃帶。偶爾在公共場合出現,身上也要穿著特製的合成纖維緊身衣,頭戴面罩,樣子活像一個「蜘蛛俠」。由於無法像朋友和家人那樣參加日常活動,我感到自己已經與社會隔絕了,於是我像旁觀者一樣,開始觀察曾經構成自己日常活動的各種行為。我好像一個來自不同文化(或不同星球)的人,開始反思各種不同行為的目的,既包括我的,也包括別人的。例如,我想弄清楚為什麼我愛這個女孩而不是另一個;為什麼我的日常活動要根據醫生的安排來設定,而不是按我自己的;為什麼我喜歡攀岩運動,而不喜歡學歷史;為什麼我非常在意人們對我的看法;不過,我想的最多的還是生活中人們的行為究竟受什麼力量的驅動和促使我們行動的原因這兩個問題。

在住院的三年時間裡,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疼痛。在理療和手術的間隙,我有非常多的時間進行反思。在這漫長的幾年裡,每天最大的苦難總隨著「浸泡治療」結束才算完結。所謂「浸泡治療」就是每天一次,全身泡在消毒溶液里,然後除去繃帶,把皮膚上的壞死組織刮掉。皮膚完好的時候,接觸到消毒液只會稍稍有點兒痛感,繃帶一般也能順利解下來。可是如果僅僅殘存一點兒皮膚或者根本沒有皮膚,就像我這樣的嚴重燒傷,繃帶直接粘在肉上,遇上消毒液的刺激,那種撕心裂肺的劇痛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早些時候,在燒傷科里,我與每天給我做「浸泡治療」的護士進行交談,了解他們治療的方法和步驟。護士們通用的方法是,揭起繃帶的一角,快速撕下來,讓我的劇痛時間盡量縮短。就這樣一條一條地撕,大約要一個小時才能把所有繃帶除去。之後再往身上塗一層藥膏,換上新繃帶,第二天一切照舊。

我很快了解到,護士們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快速地用力扯去繃帶,確實會給病人帶來瞬間的劇烈疼痛,但比一點一點慢慢揭要好,因為那樣做雖然疼痛程度會減輕,但病人疼痛的時間會延長,病人疼痛的程度從總體上來說會加大。護士們還得出一個結論,即先從疼痛最重的部位下手再逐步處理較輕的部位,與先從疼痛最輕的部位下手再到最重的部位,兩種處理方法沒有區別。

由於我飽受撕扯繃帶過程的疼痛,對他們的理論我無法認同(他們的理論和做法從未經過科學的測試)。而且,他們的理論根本就沒有從病人的角度進行考慮:病人在等待治療的過程中內心的恐懼,病人長時間應對不同程度的疼痛,病人對疼痛何時開始何時減輕一無所知,經過長時間疼痛後也沒人提醒病人何時疼痛會減輕、消失,從而得到安慰。處在當時的無助地位,無論他們怎樣為我治療,我都只能默默忍受。

我一出院(當然,在隨後的5年里,我還必須不時地回醫院接受手術和治療)就去了特拉維夫大學。我第一學期修的一門課深深地改變了我對研究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的前途。這就是哈南·弗倫克教授的人腦生理學。除了弗倫克教授在課堂上展示的關於人腦活動的引人入勝的講授資料,令我感觸最大的是他對質疑和不同見解的態度。有很多次,我在課堂上或者到他的辦公室提出我對他研究結論的不同詮釋,他總是回答說,我的論點的確也是一種可能(看起來未必成立,但終究是一種可能),並要求我採用實驗的方法,找出它與傳統理論的不同。

完成這樣的實驗談何容易,但是科學本身就是一連串艱苦的實驗,所有的參與者包括像我這樣的大學新生,只要找到實驗方法對理論進行檢驗,就能找到替代的理論,這一信念給我開啟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有一次,我去弗倫克教授的辦公室,提出了一個關於某一階段癲癇癥狀如何發展的理論,包括如何將其在老鼠身上實驗的設想。

弗倫克教授很支持這一想法,在其後的三個月里,我給大約50隻老鼠做了手術,在它們的脊髓里植入導管,注入不同物質來造成和降低癲癇的發作概率。採取這種實驗方式,我有一個實際困難——因為燒傷,手的活動受到限制,因此給老鼠做手術就非常困難。幸運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容·威斯伯格(堅定的素食主義者和動物愛好者),勉為其難地同意花幾個周末和我一起到實驗室為老鼠做手術——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真正考驗友誼,就是這樣吧。

實驗結果證明我是錯的,但這並沒有影響我的熱情。不管怎樣,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即使我的理論是錯的,也讓我明確無疑地知道了錯在哪裡。我對事物怎樣發展、人們怎樣行動一直有很多疑問,現在我有了新的認識——我們對感興趣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研究,科學為我們提供了手段和機會,這一認識吸引我進入了研究人類行為的領域。

利用這些新手段,我最初主要把精力集中在探求我們對疼痛的體驗上。原因很明顯,患者在「浸泡」之類的治療過程中需要長時間經歷疼痛,這是我最關注的。有沒有可能減輕這些疼痛?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在自己、朋友和志願者身上進行了一系列實驗(應用了冷熱水、壓力和強聲引發的肉體痛苦,乃至股票交易中損失金錢引發的心理痛苦等),以尋找答案。

實驗完成後,我認識到燒傷科的護士們都是善良寬厚的好人(對了,有一個例外),他們對「浸泡治療」和拆除繃帶很有經驗,但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病人的痛苦方面卻沒有正確的指導理論。我不明白,他們的經驗如此豐富,竟仍會錯誤到這般地步。我和這些護士都很熟,我知道他們的行為絕不是由於惡意、愚蠢或缺乏敬業精神。相反,他們只是深受一種固有偏見的毒害,對病人的痛苦缺乏正確認識,而且很顯然,他們的豐富經驗無法改變這種偏見。

出於這些考慮,一天上午,我非常興奮地回到燒傷科,詳細介紹了我的實驗結果,希望能改變護士拆除繃帶的方法。我告訴護士和醫生們,事實上,採取低密度疼痛治療的方式,時間會長一些,但病人所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比高密度短時間的做法要輕。換言之,他們當年如果給我慢慢揭繃帶,而不是猛拉快揭,我會少受許多罪。

護士們對我的實驗結論從心底感到驚奇,但令我感到同樣驚奇的卻是當年我最喜歡的護士埃蒂說的話。她承認過去他們對此認識不夠,治療方法應當改進。但她同時提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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