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戰勝國也受到損失，並經受巨大而持久的變革，無一能逃脫。英國的確沒有接受像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所採取的獨裁政權，也沒有遭受像法國那樣的極端政治不穩定，但在戰爭前夕就已經困擾著它的一些問題又複發了，在實現和平之後以更嚴重的形式呈現出來。只有其中一個問題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即有條件地賦予婦女選舉權。進入和平時期，選民由大多數的女性人口和幾乎所有二十一歲以上的男性人口構成，這也要歸功於男性選舉權的擴大。在經濟蕭條的條件下，這種選民構成的廣泛擴展，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社會主義的傳播和工黨上台執政。通常，一場大戰結束後緊接著會出現一個短暫的虛假繁榮。在這種情況下，有一種普遍的樂觀情緒，較高的戰時薪資可以維持一小段時期。然而，當前的經濟形勢極其惡劣。儘管英國在戰爭期間徵收了沉重的賦稅，但到戰爭結束後已然負債纍纍。此外，它還欠美國近45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轉借給了自己的盟友。希望德國能夠支付戰爭賠償簡直是痴人說夢，任何數額的賠款要求在1932年都被最終放棄了。同時，英國政府在1921年的貝爾福照會（Balfour Note）中表示，自己除了要從有關盟國索回一筆能夠使它支付所欠美國的調整債務外，將放棄向盟國索取餘下的債額，要索回的這部分款額將加到它對德國賠款的佔有份額上。
然而，發生了兩件事：很明顯，賠償將不會兌現；1922年斯坦利·鮑德溫先生，即現在的鮑德溫勛爵，去美國洽談時立即接受了比他被認為可能得到的負有更多義務的條款。英國是第一個提出清償和支付的國家，這大大提高了它在美國的信譽，但債務問題後來在兩國間引起了不快。對於美國而言，唯一公平的說法是，它在給協約國預支了超過116億美元的同時，並沒有向德國索要任何賠償或領土。它覺得各協約國家除了將從德國獲得預期的巨額戰爭賠款外，還大大擴張了自己的國家或帝國。在我看來，戰債永遠不可能、也永遠不會得到支付。這聽起來有些抽象，而且可能在不愉快的問題雙方之間引起道德爭論；由於情緒和錯誤信息，這個問題已經蒙上了沉重的陰影。
然而，內債和外債問題只是造成英國面臨的諸多困難的一小部分原因。大戰中對資本的破壞必然會帶來隨後的商業蕭條。而且鑒於這次是規模最大的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史無前例，難免接下來的第二次戰後蕭條是最大的。此外，英國的情況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提到過英國實際存在但不易覺察的經濟轉向。戰爭與和平極大地加速了這個進程。在戰爭時期，它不得不處理掉自己巨額海外投資中的較大部分，而海外投資構成了它的國民財富的一大部分；可是現在都沒有了。
此外，英國國家財富對外貿的依賴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強。迫於戰亂的嚴酷現實，它不得不放棄大部分對外貿易，現在，在一個蕭條的世界和面對新的競爭對手，再也不能恢複到以前的程度。再者，從德國獲得賠償的努力傷害了它的本土狀況。如果說它獲得了很多德國以前的商船，那麼這就意味著它自己的船廠只好閑置起來；以煤炭的形式支付賠款幾乎摧毀了它自己的煤炭產業；德國出於籌集賠款的需要幾乎以任何價格出口的商品充斥英國市場。英國開始認識到要德國賠償是件不可能的事，而法國人，至少直到他們致命地佔領了魯爾區之前還是堅定不移地要求賠償的。最後，在戰爭需求的強制推動下，其他國家的生產工廠已經極大地擴張了，無論是用於國內消費還是出口，所以當英國再次準備發展對外貿易時，它的市場已經相應地萎縮了。其他國家的市場也萎縮了，這導致它們紛紛提高自己的關稅壁壘，加上混亂的貨幣條件，使得世界貿易幾乎變得不可能。1929年，第二階段的世界蕭條開始發生，並一直持續到現在。它對於剛剛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瘋狂投機的美國，打擊尤為沉重。
這一時期英國政局的混亂程度，從1922年由勞合·喬治領導的聯合政府垮台後的政府和部門的數量中可見一斑。博納·勞繼任為首相。幾個月後他又被鮑溫德所取代，這個政府在1923年的大選中敗北，隨後拉姆塞·麥克唐納領導的工黨上台執政短短數月時間，也未能提出治理國家疾病的良策。在1923年的第三次選舉中，鮑溫德領導的保守黨捲土重來，重掌大權，他本人一直擔任首相直至1929年工黨再次翻盤，此時的自由黨已經幾乎完全自我毀滅了。由於工黨在其不到兩年的執政期間內，再度對國家財政已經瀕臨深淵的狀況無能為力，國民政府（National gover）於1931年應運而生，此後的首相依次是麥克唐納、鮑德溫（任期為1935～1937）和內維爾·張伯倫。
在和平時期的第一陣繁榮過後，被戰爭打斷的勞資糾紛——特別是煤礦產區——重新發展起來，並延伸至幾乎所有的行業。然而，礦工聯合會衝鋒在前。他們首先提出國有化的要求，接著是1921年大停工，礦工們以失敗告終。工人們接過他們認為是投給他們的戰書，決定應戰。當時的工會會員約為六百萬。當與政府和礦主的新一輪談判破裂後，礦工們呼籲英國工會聯盟舉行一場聲援性「總罷工」。罷工於1926年5月4日開始。
報業、交通和其他許多重要及次要的行業都陷於停頓。但是政府採取了堅定的立場，雖說不是完全明智的。罷工是一個徹底的失敗，這主要歸於普通民眾的積極應對。他們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親手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駕駛公共汽車、駕駛火車機車、運營發電站或其他設備，即使是擁有最高頭銜的人也在火車站干起了搬運工的活。這是民族性格的非凡展現，也似乎表明，把總罷工作為武器，無論是革命性的還是其他方面的，都不會成功。沒有暴力，隨處可見罷工者、公眾和警察之間快活融洽的友善交往，真是地地道道的英國特色。
儘管一定數量的公眾對這場不具革命性的運動表示憂慮，但是政府，主要受到溫斯頓·丘吉爾的影響，引導人們相信這是一場革命性的罷工。不幸的是，在罷工被瓦解後，政府和僱主除了通過嚴厲的立法來對付工會，幾乎讓他們的地位退回到七十年前，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補救工人們真正的苦情。勞工們雖然被打敗了，但社會並未安定下來。
雖是如此，相比於本世紀初，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經明顯地改善了。工人階級的衣著、飲食和住房都更好，包括成年人在內，有了更好的教育機會。他們在買醉上花的錢少了，而把錢更多地花在看電影、假日旅行和其他的娛樂活動上，雖然像更高的階層一樣，他們不如以前節儉。不僅有在戰爭年代輕易賺來的錢，而且有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險，包括「失業救濟金」，把錢儲蓄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或者頤養天年似乎不那麼必要了。而且，「社會主義就在當下」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共產主義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儘管不大。
戰後幾年帶來了失業問題，對於英國和美國來說都是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人口增長的趨勢在19世紀尤其顯著。英國的人口在這段時期從約1000萬增至約3700萬，到1937年又增加了1000萬。直至戰爭爆發和隨之而來的巨變，這些增長人口的就業問題通過本土工業的擴張和移民得到解決，但英國再也不能重新佔據從前在貿易和製造業領域的支配地位了。不僅美國，甚至有些自治領都出台了限制立法，以致英國向海外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封堵。失業問題，連同失業救濟金以及其他社會的或金融的副產物，看來可能會長期存在，至少在目前出生率的下降產生其效果之前是這樣的。
1931年迎來了經濟大危機。維也納的一家大銀行倒閉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大風暴」席捲了全球。在1925年就已恢複黃金支付的英格蘭銀行發生擠兌，被迫向法國和美國借了5000萬英鎊，但僅僅數日就所剩無幾了。唯一的拯救方法就是通過平衡預算來重建信用，但是如果不大幅削減失業補助和其他社會服務的成本，這是無法做到的，而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拒絕這樣做。
如上文所述，工黨因此垮台，被國民政府所取代。新政府承諾將大力削減支出後，得以從法國和美國那裡借到超過8000萬英鎊，但在新的法案被通過之前，這筆錢同樣被消耗一空了。9月21日英國再次放棄金本位制，從此之後再也沒有恢複過。隨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英國，而英國一直以來如此依賴的世界貿易，仍然受著交易的困難和不確定性的進一步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