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的炮聲歸於沉寂，人們至少不再遭受戰爭的破壞、損毀和殺戮，但到處都是混亂的狀況和刻骨仇恨。戰爭結束前，從暹羅王國到許多南美洲的共和國，幾乎每個國家，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向同盟國陣營宣戰，儘管歐洲的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一直保持中立。因此，解決方案實際上是重新劃分世界版圖，如同一個世紀前的維也納會議只是重繪歐洲地圖一樣。這項任務極其艱巨，而且也只能是試探性的。在1918年至1919年冬天，政治家們在巴黎會議上締結的以《凡爾賽條約》為主的系列條約，是迄今為止人類在治理方面所作出的最大的協同努力的成果。任何對和平會議的日常工作沒有深切了解的人，都無法理解工作的複雜性和必須完成這些工作所處的具體條件。
它不僅是一個陸地的範圍問題——這已經使問題變得十分困難，而且涉及19世紀的整個發展態勢。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興起引起了民族自決和少數民族問題。工業革命和商業革命使得銀行業、鐵路、原材料等方面的問題在制定新國界和創立新國家時變得極為重要。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早就讓專門委員會投入工作來準備數據以供決策參考，但當大會進入開會期後，加快速度的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正處於解體的過程之中。當政治家們坐在巴黎，紅色革命的火焰似乎正在吞噬著整個歐洲，威脅著要把戰爭過後留下的文明和秩序毀滅。
各國的野心相互抵觸，大會的幾個主角也各懷鬼胎。勞合·喬治在1918年的選舉中上台，他的競選口號是「絞死德皇，讓德國償付戰爭耗費的每一個先令」。有一次，他甚至談到要求德國支付1250億美元。克列孟梭心中充滿了對德國的仇恨和對法國未來的擔憂。理想主義者威爾遜則尋求藉助國際聯盟來建立一種世界新秩序。他曾在1913年入主白宮前夕表示，如果他被召喚去處理外交事務，那將是命運的諷刺。
儘管當時除了戰敗國和中立國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派代表出席了會議，但在義大利人因不滿他們提出的要求被拒絕而離開以後，真正的討價還價越來越不可避免地落入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的手中。在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侵佔了幾乎整個歐洲，但那個時期的政治家意識到了要保持歐洲大陸的統一性以及其他國家將不得不與法國相處。當時給予法國的條款，相比之下，要遠遠比現在對戰敗的同盟國的處置寬大得多。我們的故事並不要求對歐洲的所有變化，諸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國家的建立，在切割奧匈帝國之後留下的百廢待興和落寞無助的奧地利，以及對德國的懲罰性條款等方面的情況都進行詳細的說明。《凡爾賽條約》把所有戰爭罪行歸於德國，並對它作了嚴苛的軍事限制。此外，德國被要求以現金及其他形式支付巨額賠償，這使得任何歐洲總體經濟復甦的可能性都化為泡影，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會提到。
雖然《凡爾賽條約》是在仇恨、恐懼和倉促中產生的，但是人們仍期望國際聯盟能夠提供使錯誤和不公正得到和平解決的途徑，為之後進行協商和再調整創造更好的氛圍。然而，國際聯盟從未發揮過其預期的功效。美國拒絕加入，俄國也一直遊離在外。國際聯盟從一開始就是一匹跛腳的馬。這一事實，加上法國在外交上的短視，特別是在戰後的那些歲月里，為德國的革命及希特勒主義的興起做好了鋪墊。德國的殖民帝國被悉數奪走，儘管這些殖民地從來沒有為它帶來過可觀的商業利益，卻是一種引以為豪的源泉。依照國際聯盟的託管制，英帝國從德國的殖民帝國中獲得了最大的一部分，由英國和自治領進行了分割：紐西蘭得到了德屬薩摩亞；澳大利亞得到了德屬新幾內亞；南非得到了德屬西南非洲；而英國則取得了德屬東非和德國在非洲大陸上的其他屬地。
託管制是國際聯盟的理想主義的一部分。那些分割了德國海外帝國的國家作為受託人擁有所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不顧它已經退出國際聯盟的事實而堅持佔有被託管的島嶼的事實表明，所有權而不是受託人的職責，再次成為主導性的觀念。然而應該說，英國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更加崇高的理想，尤其體現在它接受了對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約旦的託管。
戰爭在穆斯林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在印度，它就像風暴中波濤起伏的大海；而在遠東，沒有耗費人力和財富的日本已經躍升到一種支配性的和頗具威脅性的地位，特別是與一盤散沙的中國之間的關係。歐洲的敗落給了所有非歐洲世界一種新的自信，以及一種擺脫歐洲影響和控制的渴望。在歐洲本身，半亞洲的俄國已經退出了歐洲體系，位於這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國家和西歐民主國家之間的，只是一些新建立的弱小國家以及元氣大傷的德國。這個有著6500萬人口的國家滿腔激憤，由於經濟困難，加上對制定條約條款的新近敵人的憎恨，已經越來越準備發動任何孤注一擲的嘗試，只要能夠指望它帶來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