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轉向對英國和愛爾蘭的內部狀況做一個簡短的審視。這種狀況被德國高估了，但無疑有助於它形成致命的決定。
我們之前已經提到過動蕩不安的新氣氛，以及對時代問題採用的與以往不同的更為暴力的方式。這顯著地表現在許多方面，頻繁發生的案例似乎表明民族性格和性情發生了變化。新世紀以著名的塔夫河谷案拉開序幕，當時發生的事情就是塔夫河谷鐵路工人發動了一場未經許可的罷工，而鐵路員工聯合會決定對罷工工人伸出援手。作為回應，塔夫河谷鐵路公司針對聯合會提出了兩起訴訟，一個是禁止其做出任何妨礙鐵路營運的行為，二是要求其賠償損失。鐵路公司最終贏得了兩起訴訟，而聯合會被判需支付鐵路公司高達二萬三千英鎊的巨額賠款。儘管根據對變化中的法律的嚴格解釋，法官們很可能作出了正確的判決，但這個判決引起了強烈反響，使得工會面臨威信掃地的危險，同時也給工黨帶來了新生。
到1909年，勞工的一般態度表面上與以往無甚差別。但實際上，在法國工團主義和美國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影響下，勞工運動變得具有革命性。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章程的序言指出：「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沒有任何共同點。只要千百萬勞動人民還在遭受飢餓和生活需求的匱乏，而構成僱主階級的極少數人卻擁有生活中一切好的東西，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直接行動和大罷工被提倡作為變革社會的手段。
這些思想對大量的工人產生了影響，同時湧現出了一批宣揚這些主張的工人領袖。從這時起到戰爭爆發，接二連三的罷工如火如荼，通常以罷工者的勝利告終。在1912年的碼頭工人罷工中，罷工領袖本·蒂利特在塔丘（Tower Hill）發表了他著名的禱告：「主啊，把德文波特勛爵劈死吧！」德文波特是當時倫敦港務局的負責人。一些舊式的勞工領袖開始發表演講反對這些新方式，但是新式的工會主義者繼續採用這些手段，並開始組建一些新式的和更具革命性的工會。到1914年初，人們擔心，由於三大產業聯盟帶來的危險的國民聯合，革命可能真的就要發生。這個聯盟由三個最大的新工會所代表的工人群體組成，包含了四百萬工會成員中的一百三十五萬人。
在此期間，激進女權主義運動發展起來。一些男性和許多女性早就提倡婦女選舉權，但是近年來這項奮鬥開始呈現出全新的面貌，似乎意味著一個暴力的時代即將到來，以及一種強制而非有序的制度變革。相對於過去更為保守的婦女參政權論者，新的婦女參政權論者在佩西克·勞倫西斯、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的領導下，開始了一場帶有恐怖主義色彩且無法無天的運動。她們砸碎窗戶、燒毀房屋、襲擊警察，把自己拴在內閣成員的門階上，其中一人在對這項事業歇斯底里的狂熱中，竟然在德比賽馬節中，撲向國王的坐騎以求一死。被拘禁後她們試圖通過絕食自殺，這又導致強制進食。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英國人的性情似乎已經改變了，變得歇斯底里、暴力和具有革命性。
在政治領域也出現了故障。德高望重的索爾茲伯里勛爵1902年由於年事已高而辭職，這似乎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他的繼任者、下議院領袖貝爾福的任期內，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兩部法令上。一是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法案，但遭到上議院的否決。另一個是《溫德漢姆法》，即政府貸款給愛爾蘭佃農，使他們能夠從可能願意出賣自己土地的地主手上購買土地，這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該法的條款對於業主和租戶而言都是寬宏大量的，直到1933年都非常奏效，該年愛爾蘭自由邦停止向英國政府支付款項。1902年殖民事務大臣張伯倫先生從自由貿易轉向關稅改革，這意味著一個溫和形式的保護主義，此舉促進了黨的分裂。同時內閣由於其他的請辭和意見分歧遭到削弱，兩年後辭職。在1905年的選舉中，自由黨人仍然佔據多數席位，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議會中，工會主義者減少了一半以上，出現了五十名工黨議員的新面孔。坎貝爾-班納曼成為首相，後來由於健康原因辭職，由阿斯奎思接任，勞合·喬治出任他的財務大臣。
雖然阿斯奎思喜歡上了上流社會的生活，但他根本算不上一個貴族，與其說是天生的貴族，不如說是一個成功商人。這種經歷以及通過第二次婚姻給他帶來的全新的社交圈，導致阿斯奎思與一些早年故舊之間的疏遠，他們很難把這個過去固執的約克郡人、不從國教者和傾向左翼的自由黨人，與瑪戈特·阿斯奎思的丈夫和他的新角色協調起來。然而，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吸引公眾注意力的人，也不是崇高事業的舵手。勞合·喬治出現在他的內閣中，在大多數其他內閣成員的心目中同樣強勢，有助於保持執政黨的步調一致。溫斯頓·丘吉爾和沃爾特·朗西曼兩位閣員是新面孔。新議會還出現了自由黨人和工黨人之間暫時的聯合，就是所謂的「自由-工黨人」（Lib-Labs）。阿斯奎思雖然基本上不是一個改革家，卻在《養老金法》的通過上邁出了令人矚目的一步，根據該法，受益人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與此同時人們發現，上屆政府放任德國一步一步悄悄逼近英國的海軍實力，這就鼓勵了德國海軍上將馮·提爾皮茨加倍努力以超越英國海軍。第一任海軍大臣麥肯納希望立即建造六艘新型無畏級戰艦，這將導致財政預算嚴重失衡。而奇怪的是，出於對未來利益和行動的考慮，一些人反對擴充海軍，溫斯頓·丘吉爾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們對社會改革更感興趣，而不是海軍問題和外交政策。當人們得知這一情況後，需求立刻得到彌補，以增強海軍實力，保持對德國的領先優勢。這樣一來，勞合·喬治不得不籌集到額外的一千五百萬英鎊，這種程度的增幅在當時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財政大臣下定決心充分利用這一形勢。
由自由黨人在下議院通過的一個又一個的法案都被上議院否決。上議院的蓄意阻撓也為自己埋下了危機，他們似乎決心讓自由黨人的所有改革努力化為泡影。勞合·喬治不僅接受了為海軍籌集額外資金的任務，而且通過社會改善計畫大大增加了財政預算，如公路、職業介紹所，每年二十萬英鎊用於改善鄉村生活以及其他事項。他憑藉自己巧妙的手腕為1909年準備了龐大的預算，其間他對上議院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及大企業左右開弓，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保守黨人竭盡全力進行反擊，並試圖激發公眾的不滿。上議院由於幫助特殊利益集團和否決了多項改革議案已經總體上不得人心，可它又無法在不違反過去二百五十年間發展起來的慣例的前提下否決一項財稅法案（money bill）。無論是在英國國內還是在早期、晚期的殖民地和自治領，英國憲制發展的一個基本點就是，由選舉出來的下議院負責掌控財政立法。如果財政控制權轉到不受大眾選舉控制的、由世襲成員組成的上議院之手，人民將失去「錢袋權」（power of the purse），而「錢袋權」正是他們反對專制、捍衛自由的長期鬥爭中最強大的武器。
不幸的是，上議院的領導能力乏善可陳。在一種需要彰顯好脾氣和英國人的妥協特質的情形下，他們卻絲毫特質都沒有表現出來。儘管預算案在下議院以379票贊成、149票反對獲得通過，上議院卻不顧愛德華國王慎重行事的懇請，以75票贊成、350票反對予以否決。下議院立即作出決議，聲明「上議院拒絕本院為年度工作所作的財政撥款成為法律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同時也侵奪了下議院的權利」。這次鬥爭及其所處的環境，不禁使人想到二百五十年前與斯圖亞特王朝衝突的情景。革命開始顯得真有可能。一場不可避免的大選於1910年1月舉行，其中的主要議題是上議院。結果，各黨派的力量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自由黨、工黨和愛爾蘭議會黨團成為自1832年以來在任何黨派和團體中最大的多數，改革上議院和賦予愛爾蘭自治的願望使它們緊緊地聯合在一起。然而，具體進程中卻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障礙，並且愛德華國王告訴阿斯奎思，直到下一場大選舉行之前，自己將不會冊封更多的上議員來結束僵局，儘管這一事實在當時不為人知。首相以為國王會遵循先例，但是在選舉之前無法從國王那裡得到任何保證。考慮到國王的立場，新一輪選舉的天平此時會向上議院一邊傾斜。大選的推遲延長了危機，直到國王5月6日發病並在短短几小時之後猝死，整個局勢驟然改觀。
驚愕的國民暫時擱置了爭議，靜觀其變。新國王喬治五世是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他是自王室從漢諾威遷到英國以來，第一位操一口純正的英語而不帶德國口音的王室成員。作為次子，他是在自己的長兄死後成為假定繼承人的，時年二十六歲，現在成為國王的他已經四十四歲了。他的早年是在海軍度過的。服役期間他參觀過帝國的許多地方。這種經歷，以及他不是以王位繼承人而是僅以年輕王子的身份同英國最受歡迎的兵種中的軍官同僚們結下的關係，對他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但是，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