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與印度的問題性質不同。兩國的人民均由英國統治，可他們本身卻屬於截然不同的種族。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是19世紀和我們這個世紀的主流思潮。這有助於把帝國內的英國人地區連接在一起，但同時它們往往在帝國的非英國人地區引起麻煩。英國的統治極大地推動了埃及的發展，但是這種統治越來越受到當地政治家及其追隨者的憎惡，原因僅僅在於它是外來統治。宗教問題也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埃及名義上的自治十分有限，實際上被英國的代理人所操縱，並且它名義上還臣屬於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的權威之下，信仰伊斯蘭教。作為大帝國的統治者，很少有如阿卜杜勒那樣不值得讚賞的。然而他勢力強大，憎惡歐洲通過分割非洲以及英國對埃及和印度的統治而日益增加對伊斯蘭世界的控制。為了壓制土耳其國內日益高漲的改革呼聲，他意識到可以利用這股已經由一些伊斯蘭教改革者煽動的宗教熱情，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阿卜杜勒鼓勵的泛伊斯蘭教主義新學說，基本上是反對歐洲的，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那就是不針對德國，也不那麼針對奧地利。其他大國不是已經長期控制了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就是新近取得了對穆斯林的統治權。德國卻沒有這樣做，此外，德皇還突然宣布自己是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這種迷局的政治動機可謂昭然若揭，但阿卜杜勒需要西方的援助來改組他的軍隊和政府。為此，他欣然聘請了德國專家，贏得了德國的支持，並與德國結盟對抗俄國、法國和英國。長期以來的「東方問題」現在以這種新的形式呈現，將對未來產生重要影響。至少在眼前主要意味著，埃及境內各種反英的種族、宗教和民族主義運動都可以向土耳其尋求支持。一時間騷亂四起，數名高官遭到暗殺，秩序幾乎陷入一片混亂，埃及與英國之間的新型關係要等到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正如我們所見，帝國不斷地去中心化和准許自治領建立責任政府，大大促進了帝國各部分的緊密結合；這種結合是通過一致的理念、同情、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兄弟般的互助感情，而不是像過去依靠帝國議會的嚴格控制。但這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其中一些聯邦美國的公民很熟悉且為之不快。主權或權力的分配，若沒有對術語細緻入微的界定，會引發出一系列的問題。英帝國不是一個由州組成的聯邦（federal union of states）。「英聯邦」（oh of Nations）是一種獨一無二的（sui generis）政體，但它涉及一些美國經歷過的問題。
早期，帝國各部分之間的利益衝突幾乎完全是經濟上的，如新英格蘭與西印度產糖的島嶼之間，但是隨著帝國後來的延袤，又出現了種族問題。自治領有權規定自己的移民限制條款，雖然對亞洲人的禁令，如「白澳」的口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後來被紐西蘭、加拿大（以及美國）所效仿，在英日同盟時期造成了不少麻煩，但到那時為止真正的困難是來自帝國間的種族運動。南非聯邦的成立解決了混血白人問題。黑人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是已經在解決過程中。我們先前談論過印度移民的問題，為防止形勢進一步複雜化，新聯邦的政府限制了更多的印度移民，並對已經在其邊界內的印度人設定了一定限制。問題由此產生，並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那些在非洲的印度人中有甘地，如今作為聖雄廣為人知，像18世紀馬薩諸塞州的塞繆爾·亞當斯一樣，他被證明是有史以來最有力的鼓動家之一。我們已經談論過印度快速發展的民族主義和在很大程度上的反西方運動。回到印度後，甘地利用了一個特定的抱怨情緒，那就是，如果說印度人是帝國公民，他們應當享有在帝國的任何一處自由生活和遷徙的權利。截至1901年，有近二百五十萬印度人散居在英帝國的其他地方，幾乎都是低等種姓和勞動階級，因為高等種姓很難獲准移民到海外。隨著印度和其他地區民族主義的高漲，移民問題也在發展，並且可以得到公平的處理（儘管不能令印度人完全滿意），因為殖民地仍然完全處於倫敦的帝國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而那些實行半自治的自治領出現了更大的問題，主要是在南非。糾紛一直沒有被令人滿意地調解過，而最初站在英國人一邊的甘地，變得不滿於英印關係後來出現的大量反覆。這些構成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整個穆斯林世界日益高漲的宗教不滿的大背景。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正在被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吞併和置於控制之下，英國人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少對於摩洛哥、波斯、的黎波里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一步步被兼并，不曾提出抗議。
印度人抱怨的另一個理由是耕作區人口不斷增長給土地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儘管由於灌溉系統的修築和現代化的旱作農業方法的應用，宜耕地區已經增加，而且耕地所承受的額外壓力不能被認為是英國人的過錯。英國人廢除了某些抑制人口增長的惡習，改善了環境衛生，加強了社會公正，減少了先前由於瘟疫和饑荒造成的巨大損失，這樣一來人口也隨之增長，但他們不應當為此受責。儘管如此，壓力還是巨大的。據估計，1911年約有2.17億人依靠2.6億英畝土地的收成生活，而這些土地中每年只有85%被耕種。人口的增長明顯地惡化了此前兩代人的農民與土地的關係，這也是導致人們普遍不安的另一個原因。從1900年到1911年的十年間，德乾地區的無地農民數量增長了約28%。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話題，雖然主要是在印度和英國的鼓動者之中而不是在普通公眾之中，是對在印度本地販賣鴉片繼續收稅。在20世紀，各國的改革者都越來越堅持認為，政府有責任干預人民的習慣乃至道德，只要對他們自身有益。關於這一點的另一項證據是，自由放任學說在那個時代的哲學中基本消失。還有許多人認為政府應該禁酒，而鴉片的危害遠甚於此。政府非但不禁鴉片，反而從中獲益，這一事實輕易地提供了一種攻擊它的武器。由於沒有對鴉片的用途爭辯，改革者沒有充分考慮到幾個方面的問題。
在印度，鴉片幾乎被普遍食用，這一習慣比起中國人的吸食方式所帶來的危害要小得多，給兒童食用除外。在印度，鴉片的使用具有久遠的歷史，甚至比歐洲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精飲料的使用都更加廣泛，違法製作也容易得多。美國禁酒令的失敗表明，任何在印度禁止使用鴉片的企圖只會導致廣泛的非法消費和對法律的藐視。鴉片帶來的歲入已經變得不重要，並且英國已經與中國訂立了一項協定，減少對該國的鴉片出口直至1917年完全停止。然而，有一種辦法被認為是最明智的，就是將印度內部的稅收制度作為管制和削減非法交易的最佳辦法。美國禁酒令嘗試的失敗和對華鴉片出口於1914年終止的事實，以及中國儘管竭力完全壓制國內鴉片生產，鴉片的非法生產卻上升到最高記錄，都表明英國的制度有其合理之處。但是這未能防止嚴厲的批評和這個話題被利用來作為一件煽動的武器。同時，國民大會變得更加激進。轟炸和消極抵抗不斷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歲月里，似乎英國要想在它最大的屬地繼續維持自己的地位，將會有嚴重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