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登基，此時一個人的思維習慣已經定型，對於他的使命新國王在許多方面都是沒有準備的。維多利亞不僅使王權成為一種象徵，而且成為帝國體系的拱頂石。這或許是她最大的成就，雖然王權的實際政治權力有所下降，但她通過在憲法賦予自己的有限許可權內對國家大事表達個人的意見，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且從未跨越自己的憲法地位的界線。為此她必須了解各種事項。她在整個在位期間，通過對政府公文勤勉的閱讀和思考，也確實對國家大事通曉於心。在丈夫去世後漫長的隱居期間，她身著喪服，非常孤獨地生活。她熟悉國家政策的各項事務，政治家們也知道這一點。雖說她不能發號施令，但她可以提供諮詢，高明的建議常被採納。作為一種標誌，她的資歷和長期在位，足以彌補她在社交上的不夠耀眼以及很少公開露面。
在以上兩個方面，新國王與剛去世的女王形成了強烈對比。鑒於維多利亞和王子各自氣質和性格的差異，長大後的王子並沒有聽從母親的勸告接替父親留下的位置。親王和王儲的位置都是來之不易的。眾目睽睽之下，愛德華度過了青年和中年時期，但由於沒有多少正事可做，他對腦力勞動天生的不情願與日俱增。他從不關心讀書和學習，而且還被母親隔離在公共事務的任何真正參與之外，他越來越投入個人生活，活得像一個只關心時尚和物慾的人。無論是在他母親生前還是身後，他都以精湛的技巧和魅力履行著由王室承擔而被他的母親放棄的社會責任。
結果是，在他短暫的統治期間，王權的實權趨於弱化，但他賦予其額外的聲望和榮耀的象徵意義。他的學識泛而不深，主要通過交談的途徑獲得；他的品味雖算不上高雅，卻能使他被大眾接受。即便是王室中最後一個說英語還帶著德國口音的人，他還是被當作十足的英國人接納了。即便是與他的名字有關聯的醜聞，也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和反抗維多利亞式刻板的氛圍中被欣然接受了。英國人喜歡盛典和戲裝，這些東西對他們而言不僅僅是一個展示，還能象徵性地把他們的整個過去與現在聯繫在一起，他們也喜歡王室的羅曼史和上流社會的生活。女王受到深深的敬重，但她長期迴避公共生活損害了她的聲望。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她甚至從未在那個精彩的古老儀式中親自宣布議會開幕，而這正是愛德華的一大特色。其間，他會乘著一輛玻璃馬車，重現昔日所有的表演，從王宮一路驅車到白廳街。這位或許是歐洲最顯赫的社交名人用壯觀的場面，取代了作為帝國象徵的老女王清凈的隱居和幾乎平凡的生活。壯觀繼續上演，但愛德華對政務，尤其外交事務的實際影響，以前可能被高估了。不管怎樣，他在位的十年必將是荊棘載途。
首先轉到帝國上來。我們可以注意到，在新國王的頭銜中，原有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加上了「及英屬海外自治領的」和「印度皇帝」這些字眼，這種措辭使得王權在英國人眼裡的重要性增加了。迪斯雷利相當招搖地把女皇稱號賦予維多利亞女王，但此舉從未真正取悅於公眾。這樣做多少帶有一些非英式的特點。而愛德華的頭銜則確實表達了某些進入英國意識的新東西，即一種真正的帝國統一體的感覺。這種感覺遠遠不是出於九十年代的那種帝國主義，而主要是從布爾戰爭危機期間的兄弟般援助發展起來的凝聚力，雖然「自治領」一詞並非嚴格使用，而是意味著所有形式的殖民屬地。
愛德華適逢布爾戰爭危機時期登基，儘管和平條約的條款是寬宏大量的，戰爭還是為以後更深的分裂埋下了種子。戰爭的最後階段演變成了剿滅游擊隊的問題。這就不得不將全國劃分成若干個區，逐一搜尋武裝人員，一旦捕獲就投入集中營。這些人並非正規部隊，而是平民男子、婦女甚至兒童，他們繼續戰鬥，阻礙任何秩序的建立。集中營制度總是不好的，西班牙人在古巴對集中營的濫用，雖然言過其實，卻成為招致美國在1898年對西班牙宣戰的主因。在南非，似乎沒有其他手段可以帶來和平，也採用了集中營制度並造成了令人震驚的後果。集中營中拘禁者的死亡率上升至6%，英國國內的一些主要政治家和其他人站出來譴責這項制度，尤其是坎貝爾-班納曼，他在貝爾福內閣執政三年半之後的1905年末成為首相。由於譴責集中營的恐怖政策，他遭到猛烈的抨擊，但贏得了布爾人的信任，被他們視為一個真正的朋友。
毫無疑問，這是導致隨之而來的不同尋常的和解的一個主要因素。伴隨著極大的痛苦和深仇積怨，戰爭於1902年畫上句號。一般來說，在一場惡戰之後，英國人不會滋生出一種不滿情緒，一百五十年前他們在獨立革命後對美利堅合眾國和美國人的態度是個例外。在戰爭結束後三年中，有人建議准許被征服的共和國建立代議制政府。雖然這似乎有些風險，但當坎貝爾-班納曼成為首相後，一項影響更為深遠的計畫付諸實施，首先賦予德蘭士瓦充分的責任政府的權力，緊接著是奧蘭治自由邦。邁出這一步需要極大的勇氣，但回報同樣是豐厚的。英國人贏得了戰爭，但他們允許占多數的荷蘭人不僅能在被征服的共和國內，而且在開普殖民地可以當選。而這不僅沒有激發起種族情緒，反而最終催生了統一的訴求。1910年，一個經由四個殖民地立法產生，並由帝國議會明文確認的統一國家宣告成立，南非成為繼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之後又一個英聯邦的自治領。
這是歷史上政治家風範最勇敢、最高尚的嘗試之一。當英國總督格萊斯頓勛爵把政府印章移交給不久前還是抗英布爾軍隊司令官的新國家首任總理博塔將軍時，這種戲劇性的場面是絕無僅有的。帝國的故事與任何國家或幾乎每個人的故事一樣，包含著不少卑鄙、自私和愚蠢的事例，但是同樣也不乏勇敢和理想主義的壯舉。這一具有政治家風範的舉動，值得與英國海軍和陸軍將帥們的豐功偉績一樣名垂青史。這次成功也同樣歸功於布爾人的品格。而且就英國人而言，這不是單純的寬宏大量。它強有力地表明，這個早年是強盜、後來成為「店小二」的國家已經學到了一個教訓，即以自由為基礎的生活才是唯一有價值的，安全來自自由而不是武力。
在第一帝國期間，不少的北美殖民地，儘管後來反叛了，卻多次試圖在宗主國與他國發生戰爭時向它提供軍事援助，但由於當時英國的政治思維迂腐保守，以至於合作的努力不是帶來彼此的好感而是給雙方留下了不悅。兩個世紀，或多或少造成了很大的差異，在布爾戰爭期間和從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自治領的態度和帝國的含義才得到了更好的賞識。部分由於帝國會議的作用，部分由於英國與自治領對於它們之間看似鬆散、實則堅固的紐帶的意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主動分擔了帝國的防衛。欣欣向榮和人口激增的加拿大制定了一個組建加拿大海軍以備在戰時與英國艦隊合作的計畫，並且整編了自己的軍事力量。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採用了通行的軍事訓練方法，並承擔了更多的重要海軍責任。一種新的責任感和成熟的願景正在萌發。要是沒有自由，就只會是對漫長持久的控制的怨恨，而有了自由，就產生了一種一體的意識，這種意識在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