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去世了，與她一起逝去的還有「維多利亞時代」，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如果在近一代人的時間之後，人們在服飾和其他小節上回歸那個時代，這不是單純的懷舊，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他們對恢複到不僅看似實在而且遵守規矩的社會的願望。要起草一份針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厚厚的訴狀並不難，不過鑒於當下我們這個時代文明的崩潰，那個時期錯綜的建築風格、低品味、客廳角落裡那些醜陋的裝飾櫃以及一切慣常的批評，現在看來似乎都微不足道。
我們現在談到的維多利亞時期其實有多重含義，都包含在這個既沒有偉大的人格魅力也沒有傑出智慧的女人的一生中。她使得王權在整個帝國範圍內贏得了尊敬，把帝國粘合在一起，並且，她通過有所為甚至有所不為制止了初期的英國共和主義運動——它將意味著帝國的終結。英國本身可以成為一個共和國，但是英帝國永遠不可能在一個由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各族居民選舉出的總統領導之下保持團結統一。變化早在她離世多年之前就開始了，不僅布爾戰爭貫穿於其母子兩代人的統治，而且其他方面的顯著轉型在時段上也不那麼涇渭分明。
世紀中葉價值觀和階級近乎完全統一的局面，在最後十年間已經開始迅速崩潰。統一性的缺乏和精神領域的變化使得圖景顯得有些模糊，但我們仍然可以先講述以下幾點，然後再進入世界大戰前近乎完全混亂的愛德華時代和喬治時代。
舊的標準正在迅速過時。我們已經提到過宗教儀式的衰落和從舊的「禮拜日」到新的「周末」的變化，但是舊的束縛無時無處不在鬆動。神職人員正在失去影響力，角色也在改變。對於不從國教者中有知識和有抱負的年輕人，新的職業選擇的大門向他們敞開，此前他們只有進入神職系統才有機會。即使對於國教來說，農業的蕭條嚴重削弱了神職人員的經濟地位，結果，招募神職人員的社會等級和知識層次的門檻已經改變。設定某些標準的鄉村牧師，連同他的配偶和子女，現在其影響力也在減弱。科學、文學和新的社會風俗正在使思想和行為方式迅速地世俗化。星期日、廉價的鐵路短途旅遊和公共博物館的開放，這些事物的出現標誌著九十年代後期人們生活態度的改變。
選舉權的擴大和各種社會立法也對打破以往的統一性發揮了作用。新的團體和所有階級都在開始體驗權力的滋味，並紛紛脫離常規、開闖新路。舊的穩定的社會結構處於騷動中，但大戰前夕各種運動已經發展到足以預示其徹底崩潰的程度；這一點不僅誤導了從不善於理解別人心理的德國，而且是導致衝突的原因之一。
我們在先前的章節已經提到新聞界的開端，到世紀末的那些年間，新聞界有了最重大的變化。哈姆斯沃思家族（Harmsworths）成為報業巨頭，另外還有早期的投資即1896年發行的《每日郵報》。新聞報道的新形式現在發展起來，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它的發源地美國和其他地區，它也有邪惡的方面。它不僅基於一個雖然不算受過教育但粗通文字的新的公眾群體，而且基於另外兩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因素：一是資金支持從訂閱量變為廣告收入；二是新的公眾通過選舉權獲得了政治權力。事實上，新報業依賴於廣告，廣告價格依賴於發行量，這使得發行量成為積聚大資產和報業利潤的重中之重。最低的心理共同點開始發揮作用，那就是情感，說「好惡」更貼切。戰爭會極大地增加發行量，它帶來的後果是黃色報刊（yellowpress） 無處不在的風氣，通常也助長了國家間的惡感。還有一些好的報紙保持著高品位的傳統，但是，旨在迎合新獲得選舉權階級的一群強大報刊的興起，似乎成為導致20世紀新的粗野愚蠻的最具影響的因素之一。宣傳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但是它從黃色新聞中汲取了巨大的動力。許多國家的獨裁者們在和平年代玩弄仇視少數族裔和外國人的把戲，就是師從於幾十年前的那些報業大亨。
雖然讀寫能力有了保證，但若民眾接受不到真正的教育，這種能力就僅僅意味著交到不負責任的人手上的危險武器。後來這種武器庫里又多出了電影和收音機，它們更適合於以情動人，甚至宣傳的受害者可以目不識丁。而在我們現在討論的早先時期，教育在與真正的民主和世界和平的競賽中逐步落敗。誠然，由於學校教育和免費圖書館體系的改善，「讀書」的機會日益增加，但是還不夠。
人類不能支配自己和與同類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除非他們具有妥協、公平、責任感等英國人本能的傳統品質。我們正在進入的時期顯著缺乏的就是最後一種品質。
文學界也是新風勁吹。吉卜林依然是最多產的作家，但是在九十年代，托馬斯·哈代、史蒂文森和梅瑞狄斯都發表了他們的最後名著。「暢銷書」大量發行以滿足新的公眾需求，如瑪麗·科雷利和霍爾·凱恩的作品。但是新作家難成大家，通常不能天才地反映出時代更齷齪的一面。有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市場上對貿易和經濟學方面的書籍需求量很大，韋布夫婦（Webbs）在這些年寫出了關於「工聯主義和工業民主」的豐碑式的且至今仍然最具權威性的研究作品。
建立公立圖書館具有美國的影子，蘇格蘭裔美國人安德魯·卡耐基是這項運動的領軍人物。對藝術的興趣正在復甦，倫敦最重要的博物館如國家肖像美術館、泰特美術館、華萊士典藏博物館等的興建，都要追溯到19世紀的最後十年。還有其他一些公共文化設施在這一時期修建或大大擴建或增加，比如國家畫廊、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以及許多地方城市裡的機構。
出版商的數據表明，發行量增加最多的是詩歌和戲劇領域的圖書，但是在詩歌領域，這隻能表明大眾的口味而不是詩歌的發展。這時的詩歌跟小說一樣，很少有能夠與早先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品相比的。戲劇的境況則要好得多。皮尼羅和阿瑟·瓊斯的戲劇熱演之時，已經出版了十部戲劇的蕭伯納還沒有一部被搬上舞台。可人們如饑似渴地閱讀蕭伯納的作品這一事實表明，維多利亞時代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英國音樂的復興體現在作曲和公眾的趣味上。在眾多的年輕作曲家中，愛德華·埃爾加是當之無愧的佼佼者，他的《傑龍修斯之夢》創作於南非戰爭期間，當時年事已高的女王還在世，該作品表現了當時社會運行著的多種相互衝突的潮流，這些潮流在愛德華統治時期變得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