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我們有必要追蹤帝國邊遠地區的發展狀況。印度現在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其統一程度前所未有。遼闊的三角形半島，兩面環海，英國海軍力量在這兩個海域無可匹敵；北方是世界上最高和最不可逾越的山脈，似乎堅不可摧，但是可以這麼說，喜馬拉雅山脈南部兩端皆有漏洞。在東邊，法國向印度支那推進，迫使英國發動緬甸戰爭，兼并上緬甸，這點上文有述。英法在緬甸的衝突，其實質在於法國覬覦英國一直以來在這個地區的貿易，只是這一時期在兩國間引起惡感的衝突之一。緬甸新國王錫袍（Thebaw）在法國的影響下，不顧先前與英國訂立的條約，對英國公民實施了監禁和處以巨額罰款，隨後被迫辭去王位。我們已經說過，把一個先進民族的意志強加給一個後進民族的倫理問題通常是很難說清的，但是在英國接管後的第一個十年，緬甸的人口增長20%，土地開發增長50%，如果我們將之與錫袍的殘暴和惡毒統治相比，似乎會得到一個「帝國主義」的實例。
西邊的「漏洞」是阿富汗與印度之間的荒野領土，著名的開伯爾山口正好穿越其間，那裡居住著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和最難征服的土著部落。在本章所涉的時期，英國在這裡進行了一系列針對當地部落的小型戰爭，不得不僱傭四萬多人的部隊，但是未獲成功。問題的解決，如果可以稱為「解決」的話，歸於後來的副王寇松勛爵（任期為1899～1905）。
里彭勛爵尤其值得注意，他的任期（1880～1884）涵蓋了也許是印度現代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在19世紀後期英國統治被認為存在兩方面的主要缺陷：在英印政治關係上缺乏任何明確的目標；那種妨礙英國人聘任印度人擔任政府公職（至少在高級職位上是這樣）的種族感。羅伯茨勛爵可能正確地表達了在印度的絕大多數英國人的感受，他寫道：「正是意識到歐洲人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我們才贏得了印度。一個當地人，無論怎樣聰明和受過良好教育，無論證明自己有多勇敢，我認為授予他的頭銜都不能使他被英國長官視為平等的人。」
雖然一般而言軍官和文官都持這一觀點，但副王和宗主國政府不止一次建議過高級職位對本地人開放。這一倡議的失敗，連同兵變的記憶和歐洲官僚制的發展，導致實際上在印度創立了一種新的種姓制度，居於塔頂的是「白人婆羅門」，即英國人，其影響對印度人和英國人都是惡劣的。受過教育的本地人，儘管只是不計其數的本土人中的一小部分，自然憎恨羅伯茨勛爵的那種態度，後者通常甚至更直言不諱地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把他們排除在任何有價值的公共事業之外。另一方面，英國統治階級的少數人培育了那些易於在掌權的或者自視比周圍所有人優越的小團體之中顯現的內生品質。從最壞的意義上說，他們傾向於變得心胸狹窄、勢利，而且對印度來說，最糟糕的是，他們的政府管理工作陷入僵化。
然而，里彭意識到英國控制賴以發揮作用的東西到時一定會終結，多達三億的人口不可能永遠對不足十萬的外來統治者臣服。他預見到最終需要某種形式的、遵循現代民主原則的本土責任政府。他正確地得出結論，總有一天會出現危機，他大膽地嘗試為印度做些準備工作。無論他的改革是太倉促還是可能引起爭議，唯一確定的是這樣一些發展遲早不可避免。
里彭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扭轉他的前任利頓勛爵的政策。鑒於印度語報刊對政府和英國總體控制進行的猛烈抨擊，利頓強制使它們噤聲。雖然受過教育的乃至識字的人數只佔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一家自由的印度語報刊對於推進發端於這個時期的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里彭對於民主進程所採取的第二個措施就是在城市和鄉村地區建立區委員會（District Boards）形式的地方自治，旨在讓本地人接受行政管理的訓練。然而，這些措施受到印度官僚制和宗主國政府或多或少的抵制阻礙達二十五年。
另一項提議的改革涉及司法行政。在印度，歐洲人有隻受英國治安法官審判的權利，而1833年里彭提議廢除這項特權，並取消英國治安法官與印度治安法官之間的區別。社會的情緒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提交到立法機關的法案不得不被撤回，但是爭論的結果大大加劇了種族對立。英國人對於將他們置於本地人的司法支配之下的建議感到十分憤怒，而本地人認為該計畫的撤銷是對他們自身的一種侮辱。
更重要的是里彭勛爵的教育計畫。迄今為止印度教育幾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或傳教士手中，然而新的制度頒布後，學生人數增加了，中小學和大學都主要由本地人掌管。誠然，相對於每十年增長大約一千萬人的人口總數來說，接下來的二十年識字人數的百分比可能沒有增加，但是大學生的人數將近翻了一番。在本土的影響之下受教育的領導者的人數劇增，加上方言報刊的作用，對於民族主義運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儘管使用當地語言，對英語日益增長的知識第一次為全國各地的受教育階層提供了一個公共交流媒介。日報和周報現在發揮了重大作用，如《印度愛國者》《孟加拉人》《馬拉塔人》等。
廣大群眾按理說是感到滿意的，但一個外來的統治階級必定遲早不可避免地激起被統治階級的反對和民族主義理想，而且在印度有多個憎恨英國統治的群體，其成員在為自己尋求與外來人同等的職業生涯。到了1880年代，認為受過教育的高種姓應有權利獲得一份「白領工作」，且被英國人表現出的優越感激怒的具有政治頭腦的中產階級，開始組織反對行動。起初，在戈卡勒（Gokhale）等人的領導下，他們主要忙於溫和的改革，滿足於逐步改變，很像英國的自由黨人。1885年召開的第一屆印度國民大會主要是一次溫和派的會議，它將在後來產生巨大的影響。參會人員不是從各地區經過政治方式選出的代表，而是代表多個不同立場的地方組織的自願參與者。年度會議進展緩慢，早期通過的決議和提出的要求都是溫和的，主要是比如呼籲獲得類似於授予自治殖民地的那些權利。
這些計畫雖然主要是受西方思想激發，但也伴隨著宗教和種族的強大思潮，隨著時間推移，西化和反西化相互碰撞，激起洶湧澎湃的漩渦。斯瓦米·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和達耶南陀·薩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wati）等領袖講授印度文明之於歐洲文明的優越性，要求回歸原始的印度思想和生活方式。大多數印度民眾對這個運動不為所動，在了解這場運動的受教育者中，立場遠非統一。有人相信西方，有人譴責西方；有人忠於英國，有人希望把可恨的外國人趕出去。除了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就像在使印度之為印度的種族和宗教的亂局之中經常看到的，還有內部分歧。
然而隨著民族主義愈演愈烈，溫和派失去控制權，國民大會越來越代表更加暴力的反西方元素。一些本土期刊散布著最惡劣的宣傳和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影響著越來越多的人的頭腦。在孟買，一個名叫蒂拉克的印度人創立了一份報紙《獅報》，他說出了許多人的想法，即這場鬥爭中的宣傳是戰時的宣傳，所作的聲明不必是真實的。不出意外，結果導致大量錯誤信息的傳播和非理性仇恨的滋長。1896年既有的社會動蕩被旱災、饑荒和一場嚴重的流行病鼠疫加重了。在浦那（Poona）抗擊鼠疫的兩名英國青年被暗殺，標誌著排外運動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英國人憎恨暴力，尤其是秘密的和膽怯的暴力行為，那些相信「恐怖政策」能奏效的人似乎從未能考慮這一點。它不僅絲毫沒有恐嚇到英國人，而且只會使他們挺直脊背，並傷害那些採用恐怖手段的人可能在為之奮鬥的事業。政治暗殺的增加是在今後一個時期，但是印度顯然處在大變革的前夜，雖然如同在日本一樣，派別之間的矛盾——希望走西方發展路線的一派，與希望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一派——在對外來影響和控制的共同反對中一時被遮蔽。
1892年英國人承認立法議會中一定數量的本地人代表，試圖把印度引向一條別的殖民地已經經歷的向自治發展的道路，但是，就如早期北美殖民地和關於「帝國聯邦」的討論所表明的那樣，僅僅在一個機構中獲得代表權——其中屬於少數派的代表可以隨時被投票否決——解決不了問題。我認為，這樣一種安排被和平地接受的唯一案例是美國的大陸准州，它們在國會中有一個不具有投票權的代表，但是那種情況下，准州的地位具有自身的缺陷，在憲法上只是被認作向完整的州身份過渡的階段，當一定的條件比如人口等符合要求時，才能獲得完全的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