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討論過輝格派和激進派是自由黨內的不和諧元素，在轉到這個時期海外帝國的故事之前，我們可以簡要回顧一下激進主義和勞工的狀況。從1880年到1885年，即使在內閣中執政黨的兩翼之間，也一直摩擦不斷。約瑟夫·張伯倫是政府內部激進派的主要領導人。作為一個精明的伯明翰商人、一個狂熱的帝國主義者，後來又於1895年擔任索爾茲伯里保守黨政府的殖民事務大臣，張伯倫在1880年代早期被認為是一個鼓動家和危險人物。雖然是格萊斯頓內閣成員之一，但他毫不猶豫地在1885年的選舉中提出一個他個人的「未經授權的政綱」，也即這個政綱幾乎沒有得到其首領的任何支持，其中包括全面的免費教育、英國教會政教分離、控告上議院阻礙社會進步、對富人徵收高額累進所得稅，以及一場巨大的農業改革，以使農村勞動者擁有自己的土地。運動的口號「三英畝地和一頭奶牛」，讓美國人想起早先南北戰爭之後向解放的奴隸喊出的「四十英畝土地和一頭騾子」的口號。
在憲章運動失敗後，社會主義思想幾乎消失，但在這一時期又復甦了。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這兩個對歐洲大陸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如此巨大影響的人，長期生活在英國，但部分由於馬克思與這個時期英國社會主義運動領袖亨利·海因德曼（H.M.Hyndman）的個人意見不合，英國社會主義者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微乎其微。實際上，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是溫和的，更意味著政府社會服務的擴展，如教育、工廠立法等事項，而不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中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
張伯倫自己打出的招牌是「煤氣和水」的供給多樣化，即某些公共事業歸市政府所有，而不是所有資源國有化。海因德曼的確嘗試過向工人階級灌輸馬克思的思想，但收效甚微。如果我們能成功地闡明英國人的性格，答案是不難找到的——階級鬥爭和暴力不是英國的傳統。另一個社會主義團體，其成員包括威廉·莫里斯，簡直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家，他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秩序的憧憬描繪在莫里斯至今仍然令人喜愛的作品《烏有鄉消息》（1890）之中。1883年另一種社會主義思潮隨著費邊社的成立而產生了，這個團體以一個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Fabius Maximus）的名字命名，他的策略是「緩進而確保制勝」。他們在悉尼·韋布夫婦的指導下，力爭以無可否認的集體主義方向實現社會的漸進改良，而不訴諸革命手段。美國人亨利·喬治遠比馬克思更具影響力，他的演講和著作《進步與貧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到那時為止，儘管人們就更公平的財富分配議論紛紛，但更理所當然地認為目前財富的來源及其獲取方式應該永遠保持下去。
經過七十年代工聯主義的成功之後，這個運動已經或多或少地衰落了，而且它的興趣主要轉向為病人和老人爭取福利，甚於與僱主作鬥爭。1888年威廉·哈考特爵士，一位格萊斯頓派的自由黨人，開玩笑地說「我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者了」，但事實上即使是在我們上面所描述的方面，政府仍然動作遲緩。另一方面，真正的馬克思式社會主義在獨裁統治的德國已經取得了快速進展，俾斯麥試圖通過政府措施為疾病（1883）、事故（1884）和養老（1891）提供保險來抵銷社會主義的影響。英國在此類立法上遠遠滯後，而美國聯邦政府直到半個世紀後才著手這種課目。
英國政府行動的失敗可能加速了現在發生的變化，開啟了所謂的「新工聯主義」運動。在對缺乏聯合行動感到不滿的工聯主義分子中，有湯姆·曼和約翰·巴恩斯，兩人都是工程師聯合會的成員。後者宣稱「不計後果地承擔只有國家或整個社會才能履行的責任和義務，例如應中產階級的請求實施疾病和養老補貼，正在讓它們的成員承擔無法忍受的重稅而榨乾更大的聯盟，……這樣做的結果是，它們都不再是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已經退化成了純粹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緩衝機構」。 與舊的工聯主義相比，新工聯主義不僅有一個聽起來更加激進的語調，而且特別指向組織較弱的行業和一盤散沙的體力勞動者。
公眾輿論總體上是同情，而不是敵意。經過七十年代的貿易蕭條之後，1881年到1883年間，英國迎來了短暫的溫和繁榮時期，但隨後又陷入困境。引用一個指數，每年建造的船隻噸位從前幾年的125萬噸下降到1886年的僅僅47.3萬噸。工人階級的苦難是深重的，並開始被那些比他們經濟條件更好的階層認識到。皇家委員會的系列報告展現了令人震驚的狀況。阿諾德·湯因比希望了解到這些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於1883年搬離在牛津的辦公點，到倫敦東區的貧民窟住下來，在最貧窮的人群中建立了第一個「定居點」。四年後，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一個偉大的組織者和世界著名的宗教領袖，創立了「救世軍」組織，以社會最底層為服務對象，並在幾年內喚起人們投入救助窮人、消滅貧民窟以及減少罪惡的工作之中，如他在《最最黑暗的英格蘭及其出路》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吹毛求疵地說，「救世軍」採取的一些粗魯的、感情用事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他們的後續工作，成功地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更好的生活和希望，這次運動被證明是基督教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政府仍然沒有做出多少舉措來改善窮人的處境，1888年新工聯主義運動積極行動起來。貝贊特夫人發現倫敦貧窮的火柴女工在惡劣條件下被迫勞動和生存而深感震驚，寫下一篇言辭犀利的文章，認為她們已經無力自救了。令她吃驚的是，一些火柴女工讀到了她的文章，有七百人參加了罷工。她們顯然是這個大城市裡最無助的和沒有任何機會的人，卻在貝贊特夫人和其他人的經濟援助下戰勝了她們的僱主。幾個月後新組織的煤氣工人為八小時工作制舉行了罷工，並取得了勝利，但最大的鬥爭發生在1889年8月。
作為倫敦勞動時間最長、報酬最低的群體，碼頭工人被湯姆·曼、約翰·巴恩斯和本·蒂利特等人組織起來並舉行了罷工。他們僅僅要求臨時工每小時六便士的工錢以及一些小小的改革，但僱主們甚至不願意與他們商談，認為這些工人完全處於他們的掌控之中，因為他們生活在飢餓的邊緣。他們一天天地在街道上和平遊行，通常在海德公園結束，還把他們每天不得不吃的劣質食物樣品插在尖頭杖上進行展示。兩周後，他們走投無路，孤注一擲地要求舉行總罷工，雖然他們的請求幾乎不可能被採納。
然後帝國勞動史上最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遠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碼頭工人集會商討如何聲援他們在倫敦的工友。雖然倫敦港不得不自1797年以來第一次關閉，但僱主們仍然態度堅決，指望著工人們因為飢餓而停止罷工。隨後澳大利亞傳來驚人的反應。英倫三島爆發出一片同情之聲，各種渠道的捐款總計達到驚人的三萬英鎊，並電告給罷工工人。絕望的僱主們使出渾身解數，如賄賂、脅迫或者在罷工者之間製造衝突而拒絕調解，直到9月他們才不得不屈服。這次勝利不僅僅屬於倫敦的碼頭工人，還極大地推動了全國的工會運動。它也標誌著工會和婦女運動聯合的開始，這一聯合將在未來開花結果。
此外，這場勝利沒有導致革命運動的增加，革命在勞動隊伍中從未強勁過，而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貿易的復甦和工會力量的增強，導致工人階級寄望於在議會裡增加代表權，爭取最終控制國家的憲政機制，以實現他們的目標。1892年三個社會主義者當選，代表水手的約翰·巴恩斯，哈夫洛克·威爾遜以及凱爾·哈迪。哈迪是在銅管樂隊的護送下，頭戴布帽、系著紅色領帶到達議會的最後一人。新的一天顯然已經破曉，蓓爾美爾街 發出一陣震顫。
三名新成員都是社會主義者，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革命者。然而他們意識到，只靠他們少數幾個人滲入議會可能不會帶來影響幾代人的結果。哈迪決心組建一個新的政黨僅致力於工人階級的利益，並成立了「蘇格蘭工黨」，它是英國的第一個工黨。然而，經過討論決定，要建立一個全英國的工黨。1893年1月，來自工會、費邊社、蘇格蘭工黨和其他組織的代表在布拉德福德召開會議。費邊社成員和其他一些人退出，但在哈迪的領導下，獨立工黨（Indepe Labour Party）應運而生。兩年後的1895年選舉中，它推出二十八名候選人，但悉數落選，即使是哈迪本人也一度失去席位，直到1898年作為威爾士梅瑟選區的議員重返議會，並將這個席位保持終身。
然而，現在這場運動中領潮的是菲利普·斯諾登和拉姆塞·麥克唐納這樣的人。但由於工人階級總體上對社會主義及其手段重新表現出冷漠，這個黨距離它夢想實現的控制力還任重道遠。實際上，「獨立工黨」那時還幾乎不能算是一個政黨，它真正成立於1900年，但此前已經奠定了基礎，主要歸功於哈迪。他是一個有閑階級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