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80年到1902年這段發生巨大變化同時孕育新力量的時期，除了從1894年3月到1895年6月羅斯伯里內閣短暫的插曲外，只有兩位首相——格萊斯頓和索爾茲伯里勛爵，他們輪流主政，很像晴雨表上的兩個數字經常出現或消失在它們的盒子里。在這一章和下一章，我們將只考慮往下到1892年的這段時期。在這一章我們主要討論國內事務，以及埃及——從未被看作是帝國的永久部分——和愛爾蘭的事務。
在比肯斯菲爾德擔任首相期間，格蘭維爾勛爵已經成為上議院中自由黨的領袖，哈廷頓勛爵成為下議院中自由黨的領袖。1879年自由黨在大選中上台後，極度討厭格萊斯頓的女王分別授命他們兩人組建政府，但他們都拒絕了。格萊斯頓拒絕加入任何不是由他領導的內閣，而顯然沒有他的內閣是不可能組建起來的。女王因此不得不克服個人情感去請他出山。
在上文提到的預示未來的中洛錫安競選運動中，新的選民總體上是激進的，這是第一次。議會已經分裂成三個而不是兩個黨派——保守黨、自由黨和愛爾蘭自治黨（Home Rulers），但實際上自由黨也正分裂為輝格派和激進派。格萊斯頓本人現在已經年過七十，並開始顯露出他素質中不足的一面。他更屬於輝格派，在組建內閣時選擇了八個輝格派成員和三個激進派成員，雖然是激進派為自由黨的選舉獲勝作出了主要貢獻。這種分裂——將來還會擴大——妨礙了自由黨執政的成功，並最終使它淪為在野近二十年。新政府隨即在開局中表現不佳。無神論者查爾斯·布拉德勞當選為代表北安普敦的議員，但在完成他所要求的效忠確認，或者他同意常規的議會宣誓之後，卻不允許就任。對這個案件的處理十分拙劣，雖然他在這個選區的選民的支持下又三次當選，但直到1886年才被允許就任。與此同時，宗教情感又一次被激發起來，政客們利用這一情勢，而政府自身已然捲入的麻煩持續成為其弱點。一些不光彩的行動和頻繁的違規操作開始了降低議會威信的過程。雖然這一時期的大部分帝國歷史將在隨後討論，我們可以在這裡提到兩個簡單的事件，它們使得政府不得人心。格萊斯頓從前任那裡接過了德蘭士瓦的問題。在野期間和在競選演說中，這位現在的首相一直支持恢複德蘭士瓦布爾人的獨立，這是一項受整個南非的大多數布爾人歡迎的政策。一個成立聯邦的計畫被來自德蘭士瓦的代表克魯格和茹貝爾拒絕了，後者是一名優秀的士兵。德蘭士瓦的布爾人已經成立一支頗有戰鬥力的部隊，這超出了納塔爾的英軍司令官喬治·科利爵士的預料。最終布爾人爆發了武裝叛亂，圍攻德蘭士瓦的四支小股英軍守備部隊。科利將軍帶領一千五百人前去增援，但在朗峽受到頑強阻擊，並於1881年2月在馬尤巴山最終被擊敗，科利將軍本人為國捐軀。
格萊斯頓可以選擇採取更大的行動，強行繼續他公開反對過的兼并政策，從而也許帶來開普布爾人的一場大反叛；或者承認失敗，讓英國聲譽受損，允許德蘭士瓦獨立，那裡的居民將感覺自己高人一等，同時留下一種心靈的傷痛。他選擇了第二種處理方式，1881年的《比勒陀利亞公約》承認德蘭士瓦（後來成為南非共和國）的獨立，英國保持其對外關係的控制權和保留對它的「宗主權」
（suzerainty）——這個詞在三年之後的《倫敦公約》中被首次提出來。頑強的克魯格現在成了英國人難以制服的對手，他成為這個新國家的總統，而且只要他的國家保持獨立，他就將保持這一職位。格萊斯頓要做出選擇可能是很困難的，但是對事情的處理一直欠妥再加上有些延誤，英國只得向武力屈服，交出它本可以心甘情願地授予的東西。許多未來麻煩的種子已經播下，新政府的聲譽從一開始就再次受損。
阿富汗是格萊斯頓從迪斯雷利內閣接手的另一個問題。新的印度副王里彭侯爵，受命立即安排英國從該國撤軍。一位阿富汗人阿卜杜拉赫曼（Abdurrahman）宣稱自己是埃米爾（Amir） ，獲得英國承認並立即在喀布爾正式就職，但是另一個自稱埃米爾的人出現了，並開始攻擊還在坎大哈的英國軍隊。那裡的指揮官伯羅斯將軍，帶領二千五百人的部隊出城阻擊，但在邁萬德遭受重創，只得退回坎大哈，陷入阿富汗人的圍困之中。幸運的是，他被羅伯茨將軍率領的一萬人部隊和八千名隨軍平民解圍。援軍在二十三天的時間裡完成了超過三百英里的急行軍。英國人取得了完勝，最終按計畫撤出，但最終統制了這個國家的阿卜杜拉赫曼，同意英國控制其對外關係；作為回報，英國對其支付一定補償，並保證其免遭其他大國入侵。
從德蘭士瓦和阿富汗的這兩次撤軍是格萊斯頓明顯不喜歡帝國主義的證據。他對帝國主義幾乎沒什麼支持，就像對年輕一代人的新社會主義思想或張伯倫的激進主義一樣。實際上，這個「元老」
（grand old man）和整個自由黨正逐漸與當時一些主流思想相脫離。他仍然對社會改革和首要的愛爾蘭問題很感興趣，但幾乎不關心殖民地問題，因此傾向於拖延對相關問題的決定。
我們還能從埃及找到另一個例子，雖然在該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英國在那個國家的行政管理堪稱世界的楷模，也取得了英國海外統治歷史上最好的成就之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是格萊斯頓實現了英國對這個尼羅河古老國家的佔領，儘管在中洛錫安競選運動中，他強烈地譴責了比肯斯菲爾德冒進的帝國主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