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張伯倫在伯明翰組織了全國自由聯盟，由一些當地小型組織構成。在1867年被授予潛在權力的工人階級成為這些組織的新生力量，他們現在被賦予在黨的委員會上發表意見和表達願望的機會，在某種程度上，這在貴族控制的早期時代被認為是不可能的和革命性的。格萊斯頓懂得政治氛圍的變化，在1879年中洛錫安競選運動 旋風般的巡迴演講中，他在民眾中獲得的歡呼稱讚超過了以往任何其他政治家。他們不僅為他喝彩而且給他投票，1880年的新議會中自由黨佔有可觀的多數。與迪斯雷利的政治決鬥畫上了句號，格萊斯頓再次成為政府首腦，一年後迪斯雷利去世了。這次運動中，新的民主力量被動員起來，民主機制以一種現代方式得到展示，這次運動使女王甚至許多老資格的政治家都倍感震驚。
實際上，到1880年代，我們發現許多事情正開始讓政治和政治家領域之外的保守人士感到震驚。如果說女王不喜歡格萊斯頓先生的舉止，他把火車車廂的一個開放的窗口作為不合時宜的論壇對一大群人發表演講，這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使她煩惱，那麼她也不喜歡自己的兒子威爾士親王的舉止。由於被女王排除了對國家事務的任何真正參與，作為一個能力十足的人又不喜歡思想文化或審美情趣，他只有通過其他途徑讓自己獲得滿足，成為倫敦社會奢靡放蕩生活部分的大佬。雖然他早期不受人歡迎，關於他的性醜聞和賭博醜聞廣泛流傳，但現在他受到了各個階級的歡迎，這也許是對維多利亞時代中期過於嚴謹的家庭生活的普遍反動的一部分。親王發明的在馬爾博羅大廈舉辦的禮拜日晚宴是對英國周末社會習俗的首次違反，稍後不久就興起了八十年代鄉間別墅的周末聚會。「周末」一直被認為是獨特的英國產物，但如果了解到它的歷史多麼晚時許多人會大吃一驚，顯然，周末和傳統的嚴守安息日主義（Sabbatarianism）不能混淆。
1880年也見證了另一個預兆。報刊仍然主要由莊重的日報、幾份嚴肅的周刊和令人敬畏且非常能幹的季刊組成。但1880年喬治·紐恩斯創辦了一個小型周刊雜誌《趣聞》，裡面是各種各樣的八卦消息，服務於那些有讀寫能力又不想過於專註而影響精力的人。它預示著一個大眾思想的新時代。
還有其他因素的干擾。激進派現在被認為是自由黨的一翼，約瑟夫·張伯倫、迪爾克和其他人正在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建議。事實上，張伯倫馬上就要提出，私有財產因為已經取代公有制和公共管理，應該為所有人的利益以「贖金」的形式徵稅。如果回憶我們這個世紀里勞合·喬治先生早期演講所引起的振奮，就不難理解張伯倫先生在新創的周末聚會上造成的震撼了。
似乎一切都在變化，甚至房屋的建築風格，至少規模小一些的鄉村房屋是如此。英國是一個小國，在伊麗莎白時代人們把它稱為「半個島嶼」，但乘興而來的外國遊客總是對其異常豐富多樣感到驚奇，不僅是它的風景，還有它的老式鄉村建築。各種各樣的磚、不同的當地石材、抹灰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早期時代不富裕的人建造房屋要用到的，換句話說，為了方便和成本。當建築材料的運輸費用昂貴，即使完全可能，建築商會求助於當地附近的材料。隨著公路、運河和鐵路時代的到來，許多標準化的材料，即使運輸成本增加，也變得比當地的建材便宜。而鄉村建築越來越低劣的巨大變化，可能更在於經濟原因而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原罪，與我們這個時代世界大戰之後波紋鐵的泛濫極為相似。
在建築領域發生的變化同樣發生在傢具上，傢具生產由機械加工替代了手工製作，便宜的彩色印製圖案批量生產。機器推動了經濟，卻未被控制來創造美，如果說機器可悲地影響了品味，這是可以理解的。社會財富也發生了大轉移，正如一個新階級已經學會了閱讀而未能聚精會神，不經過任何培訓就知道如何購買各種舒適用品和小裝飾物的新階級也已經形成。
另一方面，這些年在一批藝術家諸如威廉·莫里斯、羅塞蒂、伯恩-瓊斯和沃茨等的帶領下，已經有了一種反應，而已經在倫敦定居的美國人惠斯勒帶頭進行了為反對早期攝影術對繪畫藝術造成的不良影響的鬥爭。
基本上已經垮掉的文學在1870年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雖然詩歌明顯缺乏，大部分是新時代嶄露頭角的小說家，例如美國人亨利·詹姆斯、喬治·梅瑞狄斯以及托馬斯·哈代，但他們的讀者非常有限——雖然1886年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出版了《金銀島》和《綁架》。所有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小說家——狄更斯、薩克雷、喬治·艾略特和其他人，曾經是暢銷書的作者，但是那種名銜現在只能落在已經被遺忘的平庸甚至更差的作者頭上。女王讀過瑪麗·科雷利（Marie Corelli），而王位繼承人什麼也沒讀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