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斯雷利任期的最後幾年，「東方問題」又一次凸顯出來。像帕默斯頓一樣，兩人的態度和政策在很多方面相似，迪斯雷利，現在我們稱他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害怕俄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有任何增長。土耳其政府早已臭名昭著，因為它虐待其統治下的基督教少數民族。俄土戰爭以土耳其1878年戰敗和簽訂《聖斯蒂法諾條約》而結束，比肯斯菲爾德伯爵雖說對土耳其缺乏同情，但對俄國是一直完全反對，他要求召開一次歐洲全體大會來解決爭論中的問題。
條約將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面積和實力減到了近乎今天的程度。毫無疑問這份條約包含了一些不公正的內容，但不是比肯斯菲爾德伯爵認為的那種不公正。對待如此複雜的一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局勢的轉變經常出乎最精明的政治家的預料，但根據一些後續事件來看，似乎迪斯雷利在會議上爭取而來的條約修訂是錯誤的。整個巴爾幹問題一直以來不僅是一個謎團，而且對歐洲和平構成了長期的威脅，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的解決方案為將來的麻煩埋下了種子。他延續了對土耳其不該有的信任和對古老的俄國可能同樣錯誤的恐懼，通過歸還大約四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及其居民而恢複了土耳其的實力。馬其頓被歸還給土耳其，但是保加利亞獲得了解放。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從土耳其轉歸奧匈帝國的統治，這預示著奧匈帝國與作為南斯拉夫守衛者的塞爾維亞之間最終的衝突。這些地區在1908年被那個二元君主制國家完全且專橫地兼并，是直接導致世界大戰的事件之一，比肯斯菲爾德1878年的政策為整個奧匈帝國和德國東進（Drang nach Osten）提供了極大的動力。甚至隨同首相前往柏林的索爾茲伯里也在後來承認，他們「下錯了賭注」。
無意之中，作為談判的一個副產品，英國獲得了塞普勒斯島。比肯斯菲爾德回國後聲稱他榮耀地帶來了和平，人民也為避免被拖入一場全面歐洲戰爭而鬆了一口氣，雖然1878年的局勢遠不如1914年更具災難性。
然而與此同時，有一個引起激烈的公眾辯論和意見衝突的根本問題。比肯斯菲爾德對土耳其暴政的殘暴罪行和驚天影響漠不關心。對他來說，「榮耀的和平」意味著英國通過追求他認為正確的俄土政策來發號施令和增加其國際實力。另一方面，格萊斯頓對奧斯曼宮廷背叛其基督徒臣民的行徑滿懷怒火和義憤，在宣布退休後又重返政壇。他從道德而不是政治的立場出發，反對任何一個國家在歐洲公會議上為自己謀求主導地位，認為英國的分量應該傾向弱者和被壓迫者一邊，而不是習慣於強迫已經獲得自由解放的人民重新在脖子上套上專制暴虐的枷鎖。
那時，和平，任何形式的和平都依賴於政府，但內閣正在迅速失去人心。格萊斯頓氣旋般的道德力量在當時可能比表面上顯示的有更深的影響力，而比肯斯菲爾德反俄的外交政策使英國捲入了另一次阿富汗戰爭，這讓他越來越不得人心，這點我們隨後再敘。與祖魯人的戰爭和農業的進一步蕭條也是使他降低聲望的原因，時代正在以一種他沒有意識到的方式改變。